老陈隔间里那张模糊的移交清单，和桌沿下潦草的指向性图形，像两枚投入静湖的石子，在林枕沙心中漾开的涟漪经久不散。红城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第三实验室。“研附-01”号场强记录仪，校准数据，“协调方”……这些名词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虚线，从档案司地下的尘埃，延伸向一个她从未涉足、壁垒森严的领域。
然而，“协调方”三个字，比大学实验室更让她在意。那是一个存在于正式移交记录之外、却承担着“备案”职责的幽灵节点。王肃深夜来电中提到的“非正式信息补偿机制”，老陈留下的清单备注里提及的“副本加密移交”，都将矛头隐隐指向了这个神秘的中间环节。它像网络中的一个隐形路由器，链接着“研附”、大学实验室，或许还有其他未知节点。找到它，可能比直接闯入大学实验室更能触及核心，也更符合她目前隐蔽行事的需要。
但如何找到一条“虚线”连接的另一端？
她首先需要更多的背景信息。红城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尤其是第三实验室，在二十多年前主要进行哪些研究？与市政、城建或早期工业检测是否有过合作？“研附”作为一个临时协调机构，其设备移交大学的程序是否符合当时的常规？这些信息，或许能在档案司浩如烟海的早期学术合作记录、项目简报或内部通讯中找到蛛丝马迹。
接下来的两天，林枕沙将工作之余的所有精力，都投入了枯燥而细致的检索中。她利用自己作为档案员的权限，在内部资料库中谨慎搜索关键词：“红城大学应用物理”、“第三实验室”、“场强探测”、“非破坏性检测”、“早期合作项目”。为了避免触发敏感词警报，她将搜索范围设定在二十至三十年前，并将检索结果与已知的“研附”相关文件进行交叉比对。
过程缓慢而煎熬。大部分记录都是无关紧要的学术交流通知、设备采购清单、或是成果简报。但她像淘金者一样，耐心地筛过每一份可能相关的文件。
一个微小的发现出现在一份二十五年前的“跨部门技术协作季度简报”中。简报里提到，应用物理研究所第三实验室，曾与当时的“市建委下属临时技术协调小组”（“研附”可能的正式名称之一？）合作，开展过一项名为“城市特定区域地下浅层介质异常电磁响应特征初步研究”的短期课题。课题负责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校方是“俞明远教授”，协调方是“朱”。
“朱”！又是那个出现在残页和清单备注上的“朱”！
简报没有提及具体研究区域，但“地下浅层介质异常电磁响应”这个描述，与罐区和花园地窖的“异常回波阴影”高度吻合！这几乎证实了“研附”与大学实验室在当年的确就此事有过正式合作。
那么，作为课题协调方的“朱”，是否就是后来将数据副本移交给“协调方”备案的关键人物？这个“协调方”，是否就是“朱”所在的“临时技术协调小组”在项目结束后，指定的某个延续性责任单位或个人？
线索开始向“朱”这个人汇聚。他是谁？现在在哪里？
林枕沙尝试搜索“朱”与“临时技术协调小组”相关的更多信息，但收获寥寥。这个名字太普通，且当时的记录极不完善。她只知道他很可能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与“研附”关系密切，并且对罐区和花园的异常抱有职业性的关注。
就在她感到线索即将再次中断时，另一份不起眼的文件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份关于某次“城市老旧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技术总结会”的参会人员名单及简易纪要，时间在课题结束几年后。名单上，“朱”的名字后面标注的单位变成了“市安监局技术处（借调）”。而在纪要末尾的“后续跟进建议”中，有一条手写添加的备注：“关于历史遗留特殊点位数据档案的长期存取与调阅权限问题，建议仍由原课题‘协调联络员’负责对接，具体流程参照内部备忘录‘第七号’。”
原课题“协调联络员”？这很可能指的就是“朱”！而“内部备忘录‘第七号’”，则像是一把指向具体操作规则的钥匙。
林枕沙立刻搜索“内部备忘录‘第七号’”。系统提示，该备忘录权限等级较高，需要特殊申请或部门主管授权方可调阅。她目前的权限不足。
这堵权限墙的出现，反而让她更加确信，“协调方”的运作机制和人员信息，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份备忘录之后。而“朱”，作为曾经的“协调联络员”，即使后来调动了单位，可能依然保留着这份职责，或者知道接替者是谁。
她的目标变得清晰了一些：找到“朱”，或者，找到能够解读“内部备忘录‘第七号’”、了解“协调方”现状的人。
然而，在档案司内部，她不能表现出对“朱”或这份备忘录的过度兴趣。任何非常规的权限申请或针对性查询，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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