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府与徐允爵府邸的抄没清册，最终由林汝元亲自审定，以八百里加急直送北京。
当那卷沉重的黄绫奏疏在文华殿展开时，纵然是早有心理准备的陆铮与阁臣，也被那确切的数字撼动了心神：
查抄确数：金银贵金属： 金锭、金器、金叶共计十八万五千两；
各类成色官银、银锭、银器折银九百七十万两；永乐通宝等前朝铜钱巨万，折银约十五万两。
珠宝珍玩： 各色宝石、珍珠、玉器、珊瑚、犀角、象牙等，经金陵、苏州两地七位顶尖朝奉会同估价，折银二百九十五万两。（此部分估价最为保守，实际价值难以估量）
田产地契： 经初步清丈核实，分布于南直隶、浙江等处上等水田、桑田、湖荡三十八万七千六百余亩；山林、柴山十一万二千亩。
店铺实业： 绸缎庄一百七十六间，盐铺八十五间，粮行一百零三间，当铺四十二间，客栈酒肆二百一十一间。
各类工场（丝织、印染、造纸等）五十七处，大小货船、漕船三百余艘，其余各类商号六百零二间，总计一千二百七十六处产业。
宅邸园林： 金陵二十四处，苏州三十三处，扬州十九处，杭州、松江等地十五处，总计九十一处。
仅魏国公府在金陵的园邸，占地便达四百余亩，内中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不计其数。
总计折银： 即便按最保守的估算，此次查抄所得浮财（金银珠宝）便高达一千二百八十万两！这尚未计入那近四十万亩良田（估值至少数百万两）以及遍布江南、难以精确估值的上千处店铺、宅院。
这笔泼天的财富，为大明朝近乎枯竭的财政，注入了一股汹涌的活水。
手握巨资与权柄，林汝元在江南的施政，进入了精雕细琢的阶段。他深知，唯有让新政的益处渗透至细枝末节，方能真正收服人心，稳固根基。
苏州府（知府孙铭）：
清丈定赋： 孙铭亲自主持，以府衙新任户房书吏（多为育才官舍出身者）为骨干，抽调各县干练胥吏，组成二十个清丈小队，携带新造的标准弓尺，分赴各乡。
每至一村，必先张榜公示，召集乡老、保甲现场监督勘测。对于以往“诡寄”、“飞洒”的重灾区，孙铭甚至微服私访，核实情况。
至当年秋税时，苏州府新增在册纳税田亩十一万三千亩，田赋收入预期增加三成，且因取消了大部分苛捐杂税和胥吏层层加码，普通农户的实际负担反而有所减轻。
平抑物价： 利用抄没的部分粮行，设立“官仓平粜处”，在青黄不接或粮价波动时，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粮食，打压奸商囤积居奇。
同时，严厉查处了几起哄抬布匹、食盐价格的事件，市场秩序为之一肃。
兴修水利： 拨付专款五万两，征募民工，以工代赈，重点疏通了苏州城周边淤塞严重的几条主干河道，受益农田数万亩。
此举不仅利于灌溉排涝，更在民间赢得了“林青天”、“孙青天”的广泛赞誉。
松江府（海防同知赵德柱）：
市舶新规落地： 赵德柱颁布《松江市舶司抽分则例新编》，大幅简化报关手续，将以往名目繁多的“常例”、“规礼”合并为明确的进出口关税，税率更为合理透明。
同时，在港口设立“客商服务所”，为外来海商提供通译、仓储、纠纷调解等服务。
整顿港口： 他强力取缔了以往把持码头的几个“脚行”，招募本地老实可靠的青壮，组建了由海防同知衙门直接管理的“官营脚力队”。
统一着装，明码标价，秩序井然。以往常见的勒索客商、欺行霸市现象几乎绝迹。
打击走私： 依靠韩猛提供的部分水上力量和行辕支援的战船，赵德柱组织了数次海上巡查。
成功截获了数艘试图走私生丝、瓷器的船只，涉案人员及背后庇护的胥吏均被严惩。合法海商的利益得到保障，往来商船明显增多。
常州府（指挥使韩猛）：
卫所蜕变： 韩猛以那营初步整训的兵马为核心，仿效忠武军模式，将常州卫重新编为五哨，淘汰老弱四百余人，给予少量遣散银钱令其归农。
同时，面向社会招募识字的青年和有武艺根基者八百人充入卫所。
他坚持每日亲临校场，与士卒同操练，并严格执行新的饷银发放制度，杜绝克扣。
军屯新措： 将清退的部分军田，分给现有士卒家眷耕种，实行“三五租制”（收获三成归己，五成交卫所，两成储备），极大提高了军户的生产积极性。卫所粮食自给率显着提升，减少了对外界依赖。
协防地方： 韩猛主动与知府、各县协调，派出小队官兵，协助地方衙役巡逻重要商道、打击水匪路霸，赢得了地方官民的一致好评，军民关系大为改善。
金陵及周边（林汝元直控）：
育才官舍扩张： 林汝元将抄没的徐家一处别业改为新的“金陵育才总舍”，扩大招生规模至三百人，并增设“算学”、“律法”、“工技”等实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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