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事
十六年前那个深秋的傍晚，风已经很硬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叶子落得精光，乌黑的枝桠像无数只伸向灰蒙蒙天空的手，底下密密匝匝围了一群人。陈卫国刚从地里回来，锄头还扛在肩上，就看见这阵仗。寒风裹着零碎的议论声往他耳朵里钻：
“老李头走了……咋办的后事？”
“儿女都不在跟前，听说那女儿早些年就……”
“五保户，村里得出面吧？”
他心里咯噔一下，撂下锄头挤进去。李家那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门口，一块旧门板搁在两条长凳上，李伯就躺在那上面。脸用一块旧白布盖着，只露出花白杂乱的头发。一只枯瘦僵硬的手垂在板子外边，还死死攥着半块干硬的馒头，指节嶙峋得吓人。旁边地上放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面是半碗浑浊的凉水。
村支书老张正蹲在门口抽闷烟，看见陈卫国，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烟灰簌簌地掉。“卫国来了，”老张的声音带着沙哑的疲惫，“你心善，在村里年轻人里是头一份。李伯这事……你帮着操办操办？”
陈卫国没立刻应声。他看着那只攥着馒头的手，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还是个光屁股娃娃满村跑的时候，李伯那时还不算太老，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兜里仿佛有个宝库，时常能摸出一两颗用花花绿绿糖纸包着的水果糖，悄悄塞进他脏兮兮的小手里。糖很便宜，甜得发腻，却是那个贫瘠年代里难得的滋味。李伯从不说什么，只摸摸他的头，眼神浑浊而温和。
“嗯。”陈卫国听见自己喉咙里应了一声。
接下来三天，陈卫国成了李伯的“临时儿子”。他蹬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去镇上唯一一家寿衣店买寿衣。店里的老婆婆抖开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料子硬挺，带着一股樟木和灰尘混合的气味。“这个好，体面。”老婆婆说。陈卫国摸了摸衣服粗糙的质地，付了钱。
棺材是请邻村的老木匠赶工做的，最便宜的松木，刨花卷曲着落了一地，带着新鲜的木头香气。联系火葬场的车，对方在电话里公事公办地问：“家属叫什么？”陈卫国顿了一下，说：“陈卫国。”
灵棚就搭在陈卫国自家院子里。白色的孝布挂起来，在秋风里猎猎作响。他母亲，一个瘦小的老太太，站在灶房门口，撩起围裙擦手，欲言又止：“卫国，不是妈说你……这算怎么回事？李伯是可怜，可他那女儿……万一哪天找回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咱别惹这麻烦。”
村里人的闲话也顺着风飘过来。
“图啥呢？老李头家徒四壁，连个像样的木头箱子都没有。”
“年轻人，想出风头吧？”
“谁知道呢，说不定老李头藏了什么好东西……”
陈卫国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给长明灯添油，检查香烛是否燃尽。他看着门板上李伯覆盖着白布的轮廓，那么瘦小，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他想起李伯晚年，佝偻着背，拖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在村里的垃圾堆和路边翻捡塑料瓶和废纸壳，眼神躲闪，见了人就加快脚步。人死了，总不能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有。他咬咬牙，对自己，也是对那些无形的压力说：“人走了，总得让他体体面面地走。我管到底。”
出殡那天，天色阴沉得像一块脏抹布。只有陈卫国和支书叫来的几个本家远房亲戚抬棺。棺木不算重，但山路被秋雨泡得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每一下都像要把人吸进地里。粗糙的麻绳勒进肩膀，火辣辣地疼。唢呐声呜咽咽地吹着，不成调子，在空旷的山野间显得格外凄凉。没有哭声，只有沉重的喘息和脚踩泥泞的噗嗤声。
终于把李伯安葬在村后那片荒草萋萋的山坡上，挨着他早逝的妻子。新垒的黄土坟包前，立着一块简陋的青石墓碑，上面是陈卫国求人刻的五个字——“邻人李公之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看着那几个刻痕深深的字，陈卫国心里那根绷了三天三夜的弦，才稍稍松快了些。他点燃一沓黄纸，看火苗舔舐着纸钱，变成黑色的灰蝶在风中盘旋。他想，李伯，路上有点钱花，到了那边，就别再捡破烂了。
十六年，像村边那条小河的水，悄无声息地流走了。陈卫国早已不是当年的年轻后生，他进了镇上的建筑队，成了千万农民工中的一个。春天的一个下午，阳光晃眼，他正在新开发的楼盘工地上搬砖。汗水和着水泥灰糊了一脸，腰像是要断掉。就在这时，裤兜里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福建。
他放下砖块，接通电话，习惯性地用肩膀和脸颊夹住手机，双手准备继续干活。
“喂？是……陈卫国陈大哥吗？”一个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女声，怯生生的，又透着一种急切。
“我是，你哪位？”陈卫国喘着气问。
“我是李晓慧……李、李建国的女儿……”女人的声音开始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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