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病了，起不来床。”王灵芝的声音很平静，手指却无意识地抠着粗糙的砖缝，指腹传来一阵刺痛。
“病了？哼！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年前必须还上第一期！白纸黑字签的字据！养猪的，猪都死绝了，钱还能赖掉不成？”对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刻薄的鄙夷和赤裸裸的威胁，“告诉李建国，再不露面，我们直接上门！到时候别怪我们不留情面！猪场那些破烂，拆了卖废铁也能顶几个钱！还有他那破房子……”
“钱，我们会想办法！”王灵芝打断对方，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请再宽限些日子。年前，一定会有个说法！”她不等对方再咆哮，果断地挂断了电话。冰冷的机身贴在同样冰冷的掌心，寒意直透心底。她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那寒气似乎要冻结肺腑。
回到堂屋，李建国依旧维持着那个蜷缩的姿势，眼神空洞地望着虚空。王灵芝走过去，把手机轻轻放在他旁边的破旧小方桌上。
“年前……要还第一期。”她的声音很轻，落在寂静的空气里却格外清晰。
李建国的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意义不明的咕哝，像垂死的叹息。他没有看手机，也没有看她，只是更深地把自己埋进藤椅的阴影里，仿佛那里是唯一能逃避现实的洞穴。
王灵芝不再看他。她转身走进里屋，打开那个陪伴她多年的旧皮箱。箱底，压着一个同样陈旧的布包。她一层层打开，里面是这些年她在桑植省吃俭用攒下的特岗教师工资，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却依旧显得单薄。她小心翼翼地数了两遍，又拿出存折，看着上面那个同样微薄的数字。这些钱，对于那笔巨债，无异于杯水车薪。她默默地把钱和存折放在一起，目光落在箱子里另一件东西上——一条崭新的、厚实的深蓝色羊毛围巾，标签还没拆。那是去年入冬时，她路过桑植县城百货大楼，隔着橱窗看到，想着他总在猪场风口忙碌，一咬牙买下的。一直没机会送出去。
她拿起那条柔软的围巾，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细腻的羊毛。围巾很暖和。她看了许久，最终，只是轻轻地将它叠好，放回箱子最底层，压在了那叠钱和存折的上面。然后，她合上了箱盖，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哒”声。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山间弥漫着化不开的浓雾和刺骨的寒意。王灵芝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独自踏上了通往桑植县城的长途汽车。山路崎岖颠簸，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气味，冰冷的铁皮座椅硌得她腰背的旧伤隐隐作痛。她紧抱着怀里的包，里面装着那份关于村小教室已成危房的、盖了乡中心校印章的情况说明，以及她连夜手写的、言辞恳切的求助信。窗外，是望不到头的、沉默的武陵群山。
县教育局那栋贴着白色瓷砖的办公楼，在阴冷的天气里显得格外肃穆而冰冷。王灵芝在传达室登了记，又被指引着爬了好几层楼梯，才找到挂着“计财股”牌子的办公室。门开着一条缝，里面传出说话声和纸张翻动的哗啦声。她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抬起头，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什么事？”
王灵芝走进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稳清晰：“领导您好，我是桑植县XX乡XX村小的特岗教师王灵芝。我们学校的教室屋顶严重塌陷，多次漏水，已经成了危房，孩子们在里面上课非常危险，随时可能再次坍塌伤人。这是乡中心校开的证明和我写的材料，恳请局里拨点修缮经费，实在不行，哪怕给点油毡让我们暂时遮遮雨也行……”她双手将那份薄薄的材料递过去，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男人接过材料，只扫了一眼抬头，眉头就锁得更紧了。他没有看内容，而是随手将材料放在桌角一摞高高的文件堆上，那摞文件摇摇欲坠。“特岗教师？”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一种公式化的疏离，“村小危房？这事啊……归口在基建办，他们管项目规划和资金。你这材料，得先找你们乡中心校打报告，由中心校统一报到基财股初审，基财股再根据全县的危房改造计划排期，汇总到局里统一研究……程序不能乱啊。”他语速很快，吐出一连串王灵芝陌生的部门和流程名词，像一堵无形的墙。
“可是领导，情况真的很紧急！随时可能出事！孩子们……”王灵芝急切地上前半步。
“哎，每个来反映情况的都说情况紧急。”男人有些不耐烦地打断她，手指敲了敲桌角那摞厚厚的文件，“你看看，全县多少学校等着修？经费就那么多，总要有个轻重缓急，有个程序规矩！你们乡中心校的报告呢？按程序走了吗？光你自己跑来递材料，不合规矩嘛！”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水面，“这样，你回去，让你们校长按程序打报告上来。等排到了，自然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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