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了这些外部的干扰，翔宇先生继续将精力放在内政工作上。
他在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自己在北京肯定会很累，来了北京之后才知道自己还是想简单了。
打仗的时候还好，事情反而少一些。
仗打完了，东北一收复，首先东北接收和重建的问题就成为了当下的焦点。
首先就是人员的甄别与清算。敌占区数年来盘根错节的关系，需要一条条理清。
哪些人是被迫妥协，哪些人是死心塌地，哪些人又是隐藏得更深的骑墙派，这其间的界限模糊难辨。
检举信雪片般飞来，有凭有据的少，挟私报复的多，每一封都需要派人核查、对证。
光是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就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卷宗堆积如山，进展却缓慢得令人心焦。
与甄别工作同步的，是查抄逆产。
哪些产业属于应予没收的敌伪资产，哪些又涉及与敌方有染的商人，界定起来极为繁琐。
工厂、商铺、宅邸的归属，账目的清查，资产的估值与封存，每一项都需要精通业务且绝对可靠的人手去办理。
稍有不慎，要么是冤枉了无辜；要么就是纵放了元凶，使国家资财流失。
这其中的分寸拿捏，远比指挥一场战役更耗费心神。
翔宇先生发现，战场上的敌我分明，到了治理的层面，全都化为了深浅不一的灰色。
他必须同时面对无数的会议、报告、请示和争吵，在各方利益的拉扯中，寻找那个最不坏的前行方向。
身体上的劳累尚可支撑，但这种需要时刻权衡与判断的疲惫，才真正考验着人的极限。
要是能像西南西北那样设立一个大区，由大区书记来统管大局，那他倒是轻松。
但现实条件却不允许，这种实权部门的设立，关乎到太多的利益纠葛。
本来东北的局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要是真设立了这么一个部门，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领导班子的重要性，翔宇先生开始将许多不太重要的事务，转交给自己的亲信下属。
在内部成立了一个处理东北事务办公小组，尽管不是正式编制，成员的级别最高，也不过只是厅局级，但他们的权力却大的吓人。
东北那边成批的伪军伪警察，到底是枪毙还是劳改，他们只要签个字，就能决定这些人的命运。
当然，第一批民愤极大，或是罪证确凿的狗汉奸，已经被地方上当众处决了。
现在留下来的属于可杀可不杀的类型。
很快，济南传来的开发东北大粮仓的决策，间接的救了这帮人的命。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他们被自动编入了东北屯垦兵团之中，接下来的人生会相当的充实。
虽然仗打完了，东北也收复了，但一个空前庞大的烂摊子也随之浮现。
南方各省，饱经战火蹂躏，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许多地方都是一片萧条。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成了难民；溃散的散兵游勇与地痞流氓啸聚山林，沦为土匪，滋扰地方。
如何安置这些庞大的流民群体，并彻底肃清匪患，成了与重建东北同等紧要的难题。
于是，一项将两大难题并作一个答案的宏大计划，便在最高层的决策下应运而生：大规模动员和迁移关内人口，开发东北。
具体的举措迅速铺开。
在宣传上，政府将新生的东北描绘成一片“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沃野千里，并通过各级组织，深入乡村进行动员。
对于一贫如洗的难民和贫农，迁徙的诱惑是实实在在的：政府承诺，抵达东北后，每户将按人口分配土地、农具和初期口粮，并享受三年免征农业税的优待。
说实在的，山东本来是闯关东最大的人口来源地，但架不住先锋军的政策太好了，工农业并举，让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跃成为华北之最。
这下子根本就没几个人愿意去东北了！
河南河北的情况也不遑多让，大规模基建的展开，让当地没有多少老百姓，在面临吃不饱饭的问题。
那就只有极少数因病致贫的家庭，欠下了高额的欠债，或是家里的丁口实在太多，才会愿意迁移去东北。
北方各省指望不上，那就只能考虑南方了，尤其是战事刚刚结束，各地的治安还不太良好。
这年头也不讲什么罪犯的人权，犯了法，把你发配宁古塔，除了罪犯家属，也没多少人会跳出来抗议。
这个时候，针对为祸地方的土匪武装，清剿策略也变得更为灵活。
在军事打击之外，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缴枪不杀、参加垦荒、既往不咎”的政策。
对于多数本就是为了口饭吃而落草的匪众，一条能够安身立命的出路，远比刀头舔血更有吸引力。
许多小股土匪因此成建制地放下武器，自愿加入移民队伍，转化为垦荒劳力。
为了统筹这庞杂的迁移事务，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办公小组在内部被赋予了更高的协调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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