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收音机里持续不断的欢庆旋律，终究会随着年味的淡去而无可奈何地消散，只留下满地破碎的红色纸屑，在料峭春寒中打着旋儿。
正月十五那碗元宵，在清汤寡水里沉浮了几下，便软塌塌地散了架，甜腻的芝麻馅混入浊汤，仿佛预示着某种不祥。这个年，对于蜷缩在四方天地里的四合院大多数人家而言，便在一种心有不甘却又筋疲力尽的情绪中，潦草地、近乎狼狈地画上了句号。
然而，一种比冬日里最刺骨的穿堂风更加凛冽、更加黏稠湿冷、更加难以捉摸的气息，却开始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来，钻过门缝，附着在窗棂上，弥漫在每日清晨倒尿壶的寻常空气里。这种气息，并非源于院里禽兽们那些锱铢必较、为了一块煤核也能吵上半天**上不得台面的算计，而是来自更广阔、更令人心悸的外部世界。
它透过那台暗红色外壳的上海牌收音机略显嘶哑的喇叭，透过偶尔带回来的、带着油墨味的报纸上那些越来越密集的黑体标题，透过街头巷尾人们脸上日益微妙、欲言又止的表情和那些刻意压低了、却更显惊心的交谈碎片，隐隐传递过来，像无数细小的冰针，扎在人的皮肤上。
何雨柱依旧是那个众人眼中的何雨柱，按时上班，在钢厂食堂的烟火气里掂着他的大勺，偶尔接点外面的私活，用油纸包回的烧鸡或卤煮改善着寡淡的伙食，旁若无人地听着他的收音机。
但他那层混不吝的、仿佛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外壳之下，却包裹着远比院里那些自诩精明者都要敏锐和警醒的嗅觉。
他像一只在丛林里生活了太久的老兽，已然捕捉到了风中传来的、不同寻常的“信号”，带着隐隐的血腥和硝烟味。
那收音机，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某些熟悉的、软绵绵的戏曲或评书悄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腔调尖锐、亢奋得有些失真了的社论和批判文章，播音员的声音像是绷紧的钢丝，带着一种要将什么撕裂的决绝。一些陌生的、火药味十足的新词汇，像淬了冰的雹子，毫无征兆地砸在日渐沉闷的空气里，发出空洞而令人不安的回响。
他去给那位深居简出的大领导家做后续的招待餐时，能清晰地感觉到，连秘书和工作人员的神情都比以前更加凝重，脚步更急，交谈时声音压得更低，眼神里的戒备像是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那种弥漫在精美家具和饭菜香气之间的、无声的紧张感，挥之不去，甚至连他最拿手的红烧肉的浓油赤酱，也化不开那层寒意。
甚至在轧钢厂那人声鼎沸的食堂里，那种因为许大茂倒台而带来的短暂“平静”也被彻底打破了。
李副厂长更加活跃，像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身边聚集了几个同样眼神热切、言词激烈、袖口高高挽起的年轻干部。
工友们端着铝制饭盒吃饭时的闲聊，也少了许多家长里短的烟火气，多了些关于“路线”、“方向”、“斗争”的模糊而令人心惊的争论，尽管大多数人满面油汗，眼神困惑，并不真正理解那些铿锵字眼背后意味着怎样滔天的巨浪。
易中海那布满皱纹的额头，如今锁得更紧了，沟壑深得能夹死苍蝇。他似乎在努力阅读、努力理解着报纸上的每一个字，但那套维系了半生、引以为傲的“尊卑有序、邻里和睦”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这扑面而来的、不讲任何情面的新浪潮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只剩下深深的茫然和一种踩空了台阶似的不安。
刘海中则如同嗅到了血腥味的鬣狗，异常兴奋，腆着的肚子挺得更高。
虽然他同样对那些深奥的词汇和口号不甚了了，但他那套粗鄙的官场逻辑本能地觉得，这乱象，或许正是他这等“人才”“积极进步”、向上攀爬的又一次天赐良机。他开始更勤快地往领导办公室跑，整天捧着报纸，用粗短的手指划过字里行间，试图从中找出能让他表现“忠诚”与“觉悟”的蛛丝马迹。
阎埠贵那精于算计的脑子里，拨拉的也不再仅仅是柴米油盐的小算盘，更多了几分对时局的观望和隐忧。
他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地藏好自己那点来之不易的小家当和过于活络的心思，说话愈发滴水不漏，仿佛随时准备着应对查问。
连后院里，出身敏感的娄晓娥，也清晰地感受到了这股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压力。她家族那点“不清不白”的背景，在往日或许只是茶余饭后的淡资，在这种日渐收紧、非黑即白的气氛中，却骤然变成了一道潜在的、足以吞噬一切的阴影，让她变得更加沉默，更加深居简出，美丽的脸庞上时常带着一丝惊弓之鸟般的仓皇。
只有何雨柱，在最初的警觉与观察之后，迅速地将自己那套哲学调整到了最适应状态。
“变天？”某天晚上，他就着一碟炸得酥脆的花生米，听着收音机里那篇措辞激烈、恨不得将一切“牛鬼蛇神”都砸烂批臭的文章，嘴角扯起一个近乎轻蔑的嗤笑，“爱变不变！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砸破了脑袋，也关我个厨子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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