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贷款成功的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暂时稳住了都灵焦灼的神经，但亚历山德罗深知，仅靠英国人的钱，远不足以支撑意大利的崛起，更解决不了悬在头顶最锋利的那把剑——罗马。教皇国和驻守法军，是统一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而撬动这块石头的关键支点，在巴黎。
几乎在伦敦特使谈判的同时，另一支肩负着更微妙、更危险使命的队伍，也悄然从都灵出发，乘坐着舒适的法式豪华马车，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隘口，驶向塞纳河畔的巴黎。领队者，正是意大利王国外交大臣，蒙特贝罗男爵。他身边跟着一位财政部的资深顾问埃米利奥·罗西，负责具体的技术和金融谈判。
亚历山德罗给蒙特贝罗的指令，远比给伦敦特使的复杂和敏感：“男爵，巴黎之行，核心目标有三：第一、试探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未来行动，特别是‘罗马问题’的真实底线和可能的态度演变。这是重中之重。我们需要知道，他会在什么情况下考虑撤军？撤军的代价是什么？他对庇护九世的庇护，是出于信仰，还是政治筹码？
第二、争取法国在工业和金融上的实质性支持。寻求另一笔政府贷款或优惠的商业贷款，目标额度不少于1000万英镑。引进法国先进的冶金、机械制造技术（尤其是与铁路、造船相关的），争取技术援助和工程师支持。
第三、建立信任，暗示未来在地中海事务上合作的可能。法国对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有野心，对苏伊士运河有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暗示，一个强大、友好的意大利，将成为法国在地中海对抗英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潜在伙伴。但切记，态度要极其谨慎，任何关于未来军事同盟或明确反英的暗示，都只能停留在最模糊的‘可能性’层面，绝不能留下书面把柄。拿破仑三世多疑而善变，我们既要展现价值，又不能让他觉得被利用，更不能过度刺激英国。”
带着这份如履薄冰的指令，蒙特贝罗男爵踏入了1861年秋天的巴黎。这座城市依然沉浸在第二帝国的浮华之中，香榭丽舍大街灯火辉煌，杜伊勒里宫金碧辉煌，但空气中却隐隐浮动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皇帝对普鲁士崛起的忧虑，对墨西哥冒险的举棋不定，以及对国内反对派的压制，都让这座花都的根基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稳固。
蒙特贝罗的行程安排得滴水不漏。他首先礼节性地拜会了法国外交大臣图弗内尔，随后在财政大臣富尔德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艰苦的金融谈判。法国人对贷款的兴趣明显低于英国人，提出的利息更高（7%），附加条件也更苛刻，甚至暗示希望意大利在关税上给予法国商品更多优惠，以“补偿”法国的慷慨。
“男爵阁下，”富尔德慢条斯理地说，“法兰西帝国也有自身的财政考量。我们对贵国的前景表示…谨慎的乐观。但风险需要更高的回报来对冲。”他话锋一转，“当然，如果贵国能在一些…更具战略意义的议题上，展现出与法兰西更紧密的协调姿态，或许陛下会考虑给予更优惠的条件。”
这几乎是赤裸裸地将贷款与政治捆绑。蒙特贝罗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保持着优雅的微笑：“大臣阁下，意大利王国珍视与法兰西的传统友谊。我们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例如地中海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进行坦诚的交流与合作。但这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贷款是商业行为，不应被过度政治化。我们更希望看到法兰西对意大利经济复苏的真诚支持。”
金融谈判陷入僵局，蒙特贝罗知道，真正的钥匙在杜伊勒里宫的那位皇帝手中。在精心安排下，他终于获得了一次觐见拿破仑三世的机会。
觐见厅奢华而压抑。拿破仑三世，这位依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身材微胖，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眼神看似温和，深处却藏着鹰隼般的锐利和多疑。他看似随意地询问了意大利的国内情况，对加富尔的去世表示“惋惜”，对新首相亚历山德罗的“年轻有为”表达了“兴趣”。
蒙特贝罗男爵小心翼翼地应答着，字斟句酌。他首先表达了意大利对法国在统一过程中（特别是1859年战争）给予支持的“深切感谢”，然后话锋极其委婉地转到了罗马：“陛下，意大利人民对统一的渴望是深切的。罗马，作为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象征，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归宿…当然，我们充分理解陛下您对天主教信仰的虔诚扞卫和对教皇陛下的崇高敬意。王国政府无意以暴力手段解决罗马问题，这违背我们的原则，也深知会触怒陛下您这位天主教世界的保护者。”他观察着皇帝的表情。
拿破仑三世端起精致的瓷杯，抿了一口咖啡，脸上看不出喜怒：“庇护九世陛下是教会的领袖，他的安全和尊严不容侵犯。法兰西的军队在罗马，是应教皇陛下的请求，也是维护欧洲宗教与道德秩序的需要。”这是官方的、无懈可击的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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