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上海的梅雨季来得比往年早。细雨像扯不断的棉线，从清晨缠到黄昏，把巷口的青石板润得发亮，倒映着朝歌食肆那块褪色的木招牌——“朝歌”两个红漆字被雨洗过，倒显出几分鲜活，像是在对抗这满城的压抑。
朱成碧蹲在后院的桂花树下，正把新收的桂花往竹筛里摊。去年深秋的老桂花早被她封进陶罐，藏在地窖最深处，混着从印度商人手里换的奎宁粉末——那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存货，当时没送完，如今成了她的念想。指尖拂过筛里的花瓣，细小的水珠沾在指腹，凉丝丝的，让她想起四年前那个同样下雨的深秋。
那天她和陈玄裹着同一件破棉絮，缩在弄堂尽头的菜窖里。菜窖里堆着半窖萝卜，潮湿的霉味混着奎宁的苦味，呛得人直咳嗽。陈玄手里攥着个铁皮盒，里面是刚从租界药房偷买的奎宁，每一片都裹着油纸，怕受潮。“听说红军过了湘江，好多人得了疟疾，这药得赶紧送出去。”陈玄的声音压得极低，外面传来巡捕的皮鞋声，两人赶紧往萝卜堆后缩了缩。
“朱姐，玄哥！王婶送了碗热汤圆来，说驱驱湿气！”小石头的声音从堂屋传来，打断了朱成碧的回忆。少年抱着个粗瓷碗，裤脚沾着泥，是刚才冒雨去王婶家取的。小石头今年十五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冬天跟着逃难的人群到上海，差点冻饿在街头，是朱成碧把他捡回来的。他知道食肆里藏着秘密，却从不多问，只是每天劈柴、挑水、帮着望风，眼睛亮得像淬了火。
朱成碧接过碗，汤圆还冒着热气，芝麻馅的甜香混着桂花味，在雨雾里散开。“王婶还说啥了？”她舀了个汤圆放进嘴里，热乎气顺着喉咙往下滑，暖了半截身子。“王婶说，巷口的日军岗哨换了人，新来的那个爱查老百姓的菜篮，让咱们送东西时多留心。”小石头蹲在门槛上，一边吃汤圆一边说，眼睛还不忘盯着巷口的动静。
陈玄就是这时回来的。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中山装，肩头被雨打湿了一大片，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封蜡是教会常用的十字纹，边角却压了个极小的“伍”字。朱成碧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这个标记，她太熟悉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冬天，他们往陕北送棉布，武汉来的联络人递来的字条上，落款处就有这个字。
“皮埃尔神父亲自送来的，说这信是武汉转来的，要咱们亲手拆，阅后即焚。”陈玄的声音压得很低，指腹在封蜡上摩挲着，指尖有些发颤。两人没敢在堂屋多待，快步躲进后厨，关紧了那扇漏风的木窗。后厨的灶上还温着锅鲥鱼汤，白汽裹着鲜气漫出来，在油垢斑驳的墙面上凝出细小的水珠，倒让这紧张的时刻多了点烟火气。
陈玄用小刀轻轻挑开封蜡，动作慢得像在怕碰碎什么。抽出的信纸是延安造的粗制毛边纸，纸面粗糙，带着草木的纤维，却被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一丝褶皱。字迹是钢笔写的，笔力沉稳，撇捺间透着股恳切，没有半句虚话，开头直截了当：“成碧、陈玄二同志：展信时，料沪上已入梅，君等奔走于雨雾之中，辛苦可知。”
朱成碧的指尖落在“辛苦可知”四个字上，忽然就红了眼眶。她想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为了把盐巴混进腌菜坛，她的手被坛沿划得全是口子，鲜血渗进咸菜里，她却笑着跟陈玄说“没事，盐能杀菌”；想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陈玄为了护着一批急救包，在日军岗哨被搜身，挨了两记枪托，回来只说“包没湿，就是衣服破了点”。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疼，他们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可这封信里的四个字，却像有人亲眼看见过一样，把所有的委屈都揉成了暖。
往下读，信里竟把他们四年转运的事记得清清楚楚，桩桩件件都落到了实处：“民国二十三年秋，君等转递之奎宁，解中央红军湘江战后疟疾之困。彼时红军刚过湘江，伤员过半，药品告罄，有战士高烧至昏迷，得君等之药，次日便随队前行，终突破乌江天险。此事，时任红军卫生部长的同志曾多次提及，言‘沪上同志之援，救红军于危难’。”
陈玄的呼吸顿了顿，指腹按在“湘江战后”四个字上。他还记得当时联络人带来的消息，说奎宁送到时，有个卫生员抱着药盒哭了，说“这下能救好多人了”。那时他们只觉得做了件该做的事，却没想到，这件事会被记这么久，还传到了延安。
“民国二十四年春，君等以腌菜坛藏盐之法，转运盐巴至云贵高原。彼时红一方面军在遵义休整，当地缺盐，战士们嚼着没盐的干粮行军，不少人腿软得走不动路。君等所送之盐，虽仅百余斤，却让一个连的战士多撑了三程路，顺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法之巧，后被编入红军敌后物资转运手册，供各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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