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阳来得燥烈，正月十五的汤圆甜意还没散尽，上海闸北的巷口就见不到半点雪痕。朝歌膳房墙角的腌菜缸底，倒还凝着层薄冰碴，被正午的日头晒得慢慢冒水汽，像极了巷子里难民们眼里的泪——刚擦干净，又忍不住漫出来。
朱成碧蹲在灶前添柴，松枝在铁锅底烧得噼啪响，火苗舔着锅沿，却暖不透空气里的焦躁。她往锅里撒了把碎红薯干，是上月从浙江逃来的难民手里换的，表皮皱得像老树皮，咬着却有股甜劲，“掺在粥里，能顶饿。”指尖掠过锅沿时，淡金色的“暖身诀”悄悄晕开，让稀粥就算放凉了，喝进肚里也能留股热意——最近来讨粥的人越来越多，晚来的总喝不上热的。
灶台上的粗陶碗摞得老高，碗沿沾着粥渍，是今早难民们用过的。阿福正蹲在旁边擦碗，少年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冻得发红的小臂，“陈太太，米行王老板说，无锡、嘉兴那边旱得绝收，河底裂得能塞进拳头，连草根都被挖光了。”他手里的布巾磨得发亮，“今早去买米，糙米都涨到三十文一斤了，比上个月贵了一倍，王老板还说，再过些日子，怕是有钱也买不到。”
朱成碧起身拍了拍围裙上的柴灰，走到后院的米缸前掀开木盖——缸里的糙米只剩小半缸，缸底还铺着层杂粮，是去年秋天攒下的玉米和豆子。“粥熬稀点，多掺些井水，能多接济几个人。”她回头喊，“张婶呢？让她把后院的旧草席再铺些，昨晚又来十几个难民，都是从浙江逃来的，挤在柴房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话音刚落，张婶就扶着个拄拐杖的老婆婆进来了。老人穿的蓝布衫破得露了棉絮，布鞋磨得脚趾都露在外面，裹脚布黑乎乎的，渗着暗红的血。她怀里紧紧抱着个瘦得脱形的小女孩，孩子的脸蜡黄，嘴唇干裂得渗血，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喊着“水……水……”
“这是袁阿婆，从绍兴逃来的，”张婶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声音发颤，“说家里的三亩田全枯了，去年冬天就没下过雪，开春又没雨，稻种撒下去全晒死了。老伴饿死前，把最后半块糠饼塞给孩子，自己嚼观音土撑了三天，最后胀死在自家门槛上……”
袁阿婆听到“老伴”两个字，突然扑通跪在地上，拐杖摔在青砖地上发出闷响，“姑娘，求你给口热的，孩子快不行了……我老婆子贱命一条，死了就死了，孩子还小啊……”
朱成碧赶紧上前扶住她，膝盖刚碰到地面，就被袁阿婆的手攥得生疼——老人的手枯瘦如柴，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她转身舀了碗温粥，吹凉了递到孩子嘴边，又用指尖轻轻点在孩子眉心，一缕极淡的仙力缓缓注入：“别怕，孩子能救回来。”
孩子的喉咙动了动，终于喝下了第一口粥，眼睛慢慢睁开，怯生生地看着朱成碧。袁阿婆见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青砖上：“谢谢姑娘，你是活菩萨啊……”
陈玄这时从巷口回来，灰布棉袍上沾着些草屑，左胳膊肘处还蹭了块黄土——是从租界外的难民营回来的。他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申报》，头条标题印得漆黑，旁边的小字却更刺眼：“浙西大旱，饥民载道，卖儿鬻女者日众，沿途饿殍相望”。
“租界里的甲戌全浙救灾会在募捐，”他把报纸拍在案上，声音沉得像铅块，“但捐的钱连买洋米的零头都不够。粮商们全在囤货，说要等南洋的米船到，到时候至少涨三倍价。刚才在难民营看见，有个妇人把三岁的儿子卖给了洋行买办，就换了两斤发霉的高粱米。”
他顿了顿，往门外瞥了眼，压低声音：“还有更糟的——日本特务在闸北查得紧。今早码头的王师傅偷偷跟我说，昨晚巡捕房抓了十几个‘共党嫌疑’，连带着抄了三家杂货铺，说是藏了秘密电台。现在街上全是穿黑衫的便衣，见了外地人就盘查，问不清来路就抓走。”
朱成碧手里的粥勺顿了顿，粥沫子溅在灶台上，很快凝成小水珠。她想起去年冬天送物资时见过的地下党联络员，总爱揣着个铜制烟盒，里面藏着用米汤写的密信。“咱们藏在腌菜缸底的草药，没被发现吧？”她问。
陈玄点头，走到腌菜缸边掀开木盖——缸里铺着三寸厚的粗盐，盐粒下藏着用油纸裹得严实的草药，是老魏上月从皖南送来的柴胡和金银花，“放心，用油纸裹了三层，上面压着咸菜，就算查到也只会以为是腌菜。只是以后送物资得更小心，杜先生说，日军在吴淞口加了岗，连板车都要翻查，连坛底都得敲敲。”
入夏后，天热得像着了火。上海的气温飙到了华氏九十九度，墙角的青苔全枯成了灰黄色，连井里的水都带着股热气，喝着像温吞水。朝歌膳房的粥厂从每天两锅改成三锅，锅也换了更大的，却还是不够分。
难民们挤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有的躺着呻吟，有的抱着孩子发呆，不少人身上长了恶疮，溃烂的伤口流着脓水，苍蝇围着嗡嗡转。张婶带着巷里的三个寡妇，坐在院里的树荫下缝草席，指尖被针戳得流血，就用唾沫抹抹，接着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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