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的一个周三午后,农业部农业产业司综合处的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与打印机的嗡鸣交织。李泽岚正对着电脑修改《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方案》,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是他近半个月熬夜加班的成果。突然,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屏幕上“小马”两个字跳动着,让他心里猛地一紧——这个时间点,马晓阳极少来电,大概率是青石乡薯条合作社出了急事。
“泽岚哥!你可得给拿个主意!美国辛普劳公司的人昨天到青石乡了,说要跟咱们合作社合资建大薯条厂,投资规模上千万!”电话那头,马晓阳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又夹杂着几分慌乱,“他们说能把薯条卖到欧美市场,还承诺引进最先进的生产线,一年能让咱们的产量翻三倍!但他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要控股60%,原料采购也得由他们说了算,乡领导都被说动了,让我赶紧问你咋整!”
“辛普劳?”李泽岚停下手里的工作,眉头瞬间拧紧。他在青石乡时就研究过这家全球最大的薯制品企业,对方的优势在于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和成熟的加工技术,但外企合作向来以利益为核心,稍有不慎就会让合作社失去主动权。他起身走到办公室外的走廊,压低声音说:“小马,你先别慌,把他们的具体条件一条一条说清楚,有没有书面协议?”
“有!我刚从乡办公室拿回来,大概扫了一眼。”马晓阳的声音稳了些,“他们计划投资1200万,占股60%,咱们合作社以现有厂房、设备和土地入股,占股40%;生产线由他们派团队管理,原料要从他们指定的供应商手里买,说是能保证薯条品质统一;国内外的销售渠道也全归他们,咱们只负责生产,按产量拿加工费,年底再按股份分红。”
李泽岚听得心里一沉——辛普劳的条件看似诱人,实则藏着“陷阱”:控股60%意味着合作社失去决策权,未来无论是利润分配还是生产调整,都得看对方脸色;原料采购由对方把控,等于把青石乡种薯农户的“饭碗”交到外人手里,一旦对方压低收购价,或者停止采购,老乡们辛苦种出的土豆就会烂在地里;至于“按产量拿加工费”,更是把合作社变成了单纯的“代工厂”,大头利润被辛普劳拿走,老乡们只能赚点辛苦钱。
“小马,你听着,合作可以谈,但有三个核心底线必须守住,少一条都不能签合同,这是咱们合作社的根基,绝不能丢!”李泽岚的语气坚定,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第一,原料采购必须由咱们合作社全权把控。辛普劳可以提品质标准,比如土豆的淀粉含量、大小规格,但货源必须是青石乡的农户,收购价要按‘成本+15%合理利润’定,每年根据农资价格波动调整,还要签保底收购协议,保证老乡们种多少收多少,绝不允许他们从外地调运原料,砸了咱们青石乡‘优质种薯’的招牌。”
他想起在青石乡时,老周叔等种薯户最担心的就是“市场变脸”。当年为了让老乡们放心入社,他带着党员挨家挨户承诺“保底价收购”,才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要是现在把原料采购权交出去,不仅会寒了老乡们的心,合作社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第二,销售渠道可以让辛普劳主导,但咱们必须参与定价和客户管理。”李泽岚继续说,“他们有全球销售网络,这是优势,咱们可以利用,但每一笔订单的定价,必须由双方共同协商,要保证合作社有不低于30%的利润空间;国内市场的客户资源,比如超市、电商平台,必须由咱们单独对接,以后咱们要打造‘青石乡薯条’自有品牌,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辛普劳的篮子里。”
他太清楚外企的“套路”——先以“包销”为诱饵,让合作方放弃自主销售,等对方完全依赖自己后,再通过压价、减量等方式挤压利润。保留国内客户管理权,既是为了给合作社留条后路,也是为了让“青石乡薯条”这个品牌能长久活下去。
“第三,股权占比必须重新谈,咱们合作社要绝对控股。”李泽岚的声音加重了几分,“辛普劳投资可以,但占股不能超过49%,合作社必须占股51%以上,重大决策比如生产线改造、利润分配、原料标准调整,都得经过合作社股东大会同意,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股权是控制权的核心,李泽岚在青石乡时就吃过“小股东说了不算”的亏。当年合作社刚成立,曾引进过一个本地商人投资,对方占股40%却想掌控决策权,差点把合作社引到歪路上。这次面对实力更强的辛普劳,必须把控制权牢牢抓在手里,才能保证合作社始终为老乡们谋利。
电话那头,马晓阳拿着笔飞快记录,时不时插话确认:“泽岚哥,我记清楚了!原料自己把控、参与定价和国内销售、合作社绝对控股,这三条我一定跟乡领导和老乡们说清楚!要是辛普劳不同意咋办?他们说要是不按他们的条件来,就换别的地方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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