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岚和苏晴去拜访第二位老战友——孙长林。孙家住在海淀区的一个老式家属院，楼道里贴着“邻里互助”的老标语，墙面上还有当年用红漆写的“为人民服务”，虽已褪色，却依旧醒目。孙长林的儿子孙建军在门口迎接他们，他穿着军装，是某部的团级干部，笑着说：“小晴、泽岚，快进来，我爸一早就起来收拾，说要给你们看他当年的扶贫笔记。”
孙长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穿着一身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他今年85岁，听力有些下降，说话声音洪亮，看到两人进来，立刻起身：“小晴，泽岚，坐！听说泽岚拒绝了大企业的低价收购，保住了老乡们的利润，好样的！有你爷爷当年的风骨——当年在朝鲜战场，他为了掩护伤员，腿被子弹打穿，硬是拖着伤腿把人背了下来，从不为自己谋私利。”
孙长林与苏振邦是抗美援朝时的“生死兄弟”，上甘岭战役中，两人在同一个坑道里坚守了七天七夜。后来，孙长林转业到民政部，深耕农村低保与扶贫领域，退休前是民政部常务副部长。“我搞了一辈子扶贫，最清楚老乡们的难处——不是不想干，是没门路、没技术、没保障。”孙长林看着李泽岚，语气郑重，“你在青石乡办薯条厂，不仅给老乡们找了门路，还搞了‘党员联户’，帮他们解决技术、销售的问题，这就是最好的扶贫。”
他从书房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写着《全国农村产业扶贫调研报告（1990-2005）》，里面夹着不少老照片——有孙长林在贵州山区跟老乡们一起种果树的场景，有他在甘肃农村给老乡们讲低保政策的画面，还有他跟苏振邦一起在田间地头商量扶贫办法的合影。“这是我退休前做的调研，跑了全国18个省、56个贫困县，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孙长林翻着报告，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看，凡是产业扶贫搞得好的地方，都有三个特点：一是带头人靠谱，真心为老乡办事；二是利益联结紧密，老乡能从产业中持续受益；三是政策配套到位，解决技术、资金、销路的难题。你到了农业部，要多推动这方面的政策，让更多地方学到青石乡的经验。”
他还特意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苏振邦和他在河北农村的田埂上，两人蹲在地上，手里拿着谷穗，正在跟老乡们讨论收成。“这是1986年，你爷爷跟我去河北搞扶贫，看到老乡们种的谷子产量低，就从农业研究所请来专家，教老乡们科学种植，当年产量就翻了一番。”孙长林看着照片，眼里满是怀念，“你爷爷常说，扶贫不是给老乡们送钱送物，是给他们‘造血’的本事，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泽岚，你要记住，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守住这份初心。”
中午，孙长林留两人吃饭，餐桌上摆满了家常菜，孙建军笑着说：“泽岚，尝尝我爸做的红烧肉，这是他当年在农村跟老乡学的，说要不是当年跟着老乡学做饭，在坑道里早就饿肚子了。”孙长林也笑着说：“当年在农村，跟老乡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感情才深。现在搞农村工作，也要多跟老乡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听他们说心里话，这样才能把事办好。”
下午，两人去拜访第三位老战友——周建国。周家住在西城区的一处老宅院，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枝繁叶茂，挂满了青涩的果子。周建国今年80岁，精神矍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气质儒雅，看到两人进来，笑着说：“小晴、泽岚，快坐，我刚整理完你爷爷当年的一些资料，正想给你们看看。”
周建国与苏振邦是建国后一起参与土地改革时认识的，两人背着铺盖卷，走遍了河北、山东的几十个农村，挨家挨户了解农民的土地诉求。后来，周建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成为农业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退休前是资深研究员。“我跟你爷爷一起搞土改时，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农村的事，得听农民的意见，不能拍脑袋决策。”周建国给两人倒了杯茶，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当年分土地，有的地方想‘一刀切’，按人头平均分，但老乡们有意见——有的家里劳力多，想多种点地；有的家里老弱多，想少种点地，多搞点副业。后来，我们就搞‘自愿组合、按需分配’，老乡们自己商量，反而把事办得顺顺当当。”
周建国拿出厚厚的一沓政策解读材料，里面有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也有他对各地农业产业案例的点评。“你到了农业部，要先懂政策，再懂农村。”周建国指着材料说，“比如中央提‘乡村振兴’，核心是‘产业振兴’，但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平原地区适合搞规模化农业，山区适合搞特色种植养殖，城郊适合搞休闲农业。你在青石乡搞薯条产业，就是结合了当地的资源优势，这就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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