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岚和苏晴去拜访第二位老战友——孙长林。孙家住在海淀区的一个老式家属院,楼道里贴着“邻里互助”的老标语,墙面上还有当年用红漆写的“为人民服务”,虽已褪色,却依旧醒目。孙长林的儿子孙建军在门口迎接他们,他穿着军装,是某部的团级干部,笑着说:“小晴、泽岚,快进来,我爸一早就起来收拾,说要给你们看他当年的扶贫笔记。”
孙长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穿着一身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他今年85岁,听力有些下降,说话声音洪亮,看到两人进来,立刻起身:“小晴,泽岚,坐!听说泽岚拒绝了大企业的低价收购,保住了老乡们的利润,好样的!有你爷爷当年的风骨——当年在朝鲜战场,他为了掩护伤员,腿被子弹打穿,硬是拖着伤腿把人背了下来,从不为自己谋私利。”
孙长林与苏振邦是抗美援朝时的“生死兄弟”,上甘岭战役中,两人在同一个坑道里坚守了七天七夜。后来,孙长林转业到民政部,深耕农村低保与扶贫领域,退休前是民政部常务副部长。“我搞了一辈子扶贫,最清楚老乡们的难处——不是不想干,是没门路、没技术、没保障。”孙长林看着李泽岚,语气郑重,“你在青石乡办薯条厂,不仅给老乡们找了门路,还搞了‘党员联户’,帮他们解决技术、销售的问题,这就是最好的扶贫。”
他从书房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写着《全国农村产业扶贫调研报告(1990-2005)》,里面夹着不少老照片——有孙长林在贵州山区跟老乡们一起种果树的场景,有他在甘肃农村给老乡们讲低保政策的画面,还有他跟苏振邦一起在田间地头商量扶贫办法的合影。“这是我退休前做的调研,跑了全国18个省、56个贫困县,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孙长林翻着报告,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看,凡是产业扶贫搞得好的地方,都有三个特点:一是带头人靠谱,真心为老乡办事;二是利益联结紧密,老乡能从产业中持续受益;三是政策配套到位,解决技术、资金、销路的难题。你到了农业部,要多推动这方面的政策,让更多地方学到青石乡的经验。”
他还特意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苏振邦和他在河北农村的田埂上,两人蹲在地上,手里拿着谷穗,正在跟老乡们讨论收成。“这是1986年,你爷爷跟我去河北搞扶贫,看到老乡们种的谷子产量低,就从农业研究所请来专家,教老乡们科学种植,当年产量就翻了一番。”孙长林看着照片,眼里满是怀念,“你爷爷常说,扶贫不是给老乡们送钱送物,是给他们‘造血’的本事,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泽岚,你要记住,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守住这份初心。”
中午,孙长林留两人吃饭,餐桌上摆满了家常菜,孙建军笑着说:“泽岚,尝尝我爸做的红烧肉,这是他当年在农村跟老乡学的,说要不是当年跟着老乡学做饭,在坑道里早就饿肚子了。”孙长林也笑着说:“当年在农村,跟老乡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感情才深。现在搞农村工作,也要多跟老乡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听他们说心里话,这样才能把事办好。”
下午,两人去拜访第三位老战友——周建国。周家住在西城区的一处老宅院,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枝繁叶茂,挂满了青涩的果子。周建国今年80岁,精神矍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气质儒雅,看到两人进来,笑着说:“小晴、泽岚,快坐,我刚整理完你爷爷当年的一些资料,正想给你们看看。”
周建国与苏振邦是建国后一起参与土地改革时认识的,两人背着铺盖卷,走遍了河北、山东的几十个农村,挨家挨户了解农民的土地诉求。后来,周建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成为农业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退休前是资深研究员。“我跟你爷爷一起搞土改时,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农村的事,得听农民的意见,不能拍脑袋决策。”周建国给两人倒了杯茶,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当年分土地,有的地方想‘一刀切’,按人头平均分,但老乡们有意见——有的家里劳力多,想多种点地;有的家里老弱多,想少种点地,多搞点副业。后来,我们就搞‘自愿组合、按需分配’,老乡们自己商量,反而把事办得顺顺当当。”
周建国拿出厚厚的一沓政策解读材料,里面有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也有他对各地农业产业案例的点评。“你到了农业部,要先懂政策,再懂农村。”周建国指着材料说,“比如中央提‘乡村振兴’,核心是‘产业振兴’,但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能搞‘一刀切’——平原地区适合搞规模化农业,山区适合搞特色种植养殖,城郊适合搞休闲农业。你在青石乡搞薯条产业,就是结合了当地的资源优势,这就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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