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去北京？”李泽岚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惊讶，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下意识地看向那份文件，手指微微颤抖，“可是爸，青石乡的薯条厂刚有起色，土豆泥车间的补贴下周就能批下来，‘党员联户’的制度也刚在种薯户里推开，老周叔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商量扩建的事……要是我走了，万一出什么岔子怎么办？”
“我知道你舍不得青石乡，舍不得那些老乡。”苏明远看着他，眼神里带着理解，语气却依旧坚定，“但你要想清楚，留在青石乡，你最多能让一个乡的乡亲过上好日子；来北京，你能参与制定全国性的乡村产业发展政策，能让更多像青石乡这样的村子受益，能帮更多像老周这样的种薯户找到增收的门路。哪个更能实现你2003年入党时，在党旗下宣誓的‘为人民服务’？哪个更能体现一个党员干部的价值？”
他指着文件上附着的一份数据报告，继续说道：“你看，去年全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60%，很多地方的特色农产品都像青石乡的薯条一样，卡在‘初级产品’阶段，利润被中间商赚走，农户只能挣点辛苦钱。为什么？因为缺懂基层的人把‘痛点’准确传上来，缺懂政策的人把‘资源’精准送下去。你在青石乡摸爬滚打过，知道农户最担心什么、产业发展最缺什么，这就是你的优势——你能把‘田间地头的语言’翻译成‘政策语言’，让制定的政策更接地气，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李泽岚低头看着那份报告，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他心上。他想起老周曾拉着他的手，满是皱纹的脸上带着期盼：“李书记，要是全国的薯条都能像咱们这样，让农户自己说了算，多少人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当时他只当是一句朴素的感慨，如今才明白，这背后是千万个乡村、千万户农户的期盼，而自己或许真的能站在更高的平台，为他们做些更有分量的事。
“去北京，不是让你脱离基层，而是让你站在更高的层面，给基层和政策之间搭一座桥。”苏明远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些，“你在青石乡的实践经验，是别人没有的‘活教材’；但你也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比如对宏观政策的把握、对跨部门协作的技巧、对全国产业布局的认知，这些都需要在部委里慢慢学。等你摸清了政策制定的运作逻辑，学会了如何协调各方资源，以后不管是回到地方当领导，还是留在部委制定政策，都能更精准地帮到老乡，能做更大的事。”
李泽岚沉默了，窗外的雨声似乎更清晰了。他想起2003年在农大入党时，面对党旗宣誓的场景，那时的他意气风发，立志要“把论文写在田野上，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想起刚到青石乡时，看到种薯户们因为薯条卖不出去而愁眉苦脸，心里满是焦急；想起婚礼上，他对苏晴说“要让她为自己骄傲”，对老乡们说“要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想起父亲李建国反复叮嘱“党性是根本，要跟着党为群众办事”；想起苏明远此刻的眼神，像极了当年在青石乡，老党员们看着他时的信任与期许。
“爸，我需要点时间。”良久，李泽岚抬起头，眼里的迷茫渐渐褪去，多了几分坚定，“我得回青川把工作交接好，给老乡们一个交代，把薯条厂的后续安排妥帖。张卫国乡长经验丰富，做事踏实，我想把合作社和薯条厂的事交给他，但得跟他好好聊聊，把‘党员联户’‘产业链党支部’这些制度都理顺，确保我走了之后，工作能衔接上，不让老乡们失望。”
“好。”苏明远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了难得的温和笑容，“交接工作不用急，慢慢来，把细节都考虑到。合作社的管理章程要完善，‘党员联户’的责任要落实到人，每个党员对接几户农户、负责哪些事，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形成制度，不能靠个人感情维系。张卫国是个靠谱的人，你跟他把话说明白，他会把事情办好的。要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让他随时给你打电话，我也会跟谷书记打个招呼，让县里多支持青石乡的产业发展，有政策倾斜先考虑你们的薯条厂。”
他又给李泽岚续了杯茶，语气变得像寻常父亲般亲切：“到了北京之后，别想着靠家里的关系，要从零开始学。多听、多看、多做，少说话，遇到不懂的就问，别不好意思。部委里的老同志经验丰富，很多人都有基层工作经历，你要主动跟他们请教，把他们的经验学过来。基层的经历是你的‘底气’，但不能成了你的‘包袱’，要学会把‘田间经验’转化成‘政策语言’，把青石乡的案例总结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你的价值，帮到更多人。”
“我记住了，爸。”李泽岚重重点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语气里满是感激，“不管我到了哪里，都不会忘了自己是从青石乡出来的，不会忘了2003年入党时的誓言，更不会忘了您和妈的教诲，一定踏踏实实做事，不辜负您和妈的期望，不辜负老乡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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