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的省委党校，梧桐树的新叶已经舒展，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李泽岚坐在图书馆的靠窗位置，面前摊着结业论文的初稿，笔尖却迟迟没有落下——他刚挂了苏晴的电话，两人商量着把原定5月1日的婚礼推迟，等他党校结业后再办。
“没关系，学习要紧，婚礼晚一点办也挺好，正好能把你在党校学到的东西，都用到咱们青石乡的日子里。”苏晴在电话里的声音温柔又坚定，可李泽岚挂了电话，心里还是有些愧疚。他看着窗外党校操场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牌，想起自己大学时入党的场景——那时他在农大读农业经济专业，看着村里的老党员带头修水渠、帮农户卖粮食，心里满是敬佩，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党旗下宣誓时，他说“要把论文写在田野上，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
可这几年在基层忙碌，他似乎渐渐忘了那份初心的“纯粹”——之前满脑子都是怎么把薯条厂做大、怎么打开销路，甚至为了赶订单，错过了和苏晴约定好的周末见面。“这次推迟婚礼，或许也是个提醒，让我重新想想‘党员’这两个字的分量。”李泽岚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合上本子，起身走向教室——下午有场“乡村振兴辩论赛”，他是正方一辩，辩题是“党建引领与市场驱动，哪个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
辩论赛的现场座无虚席，双方队员穿着整齐的正装，眼神里透着认真。反方一辩是来自省商务厅的年轻干部，一开口就直击要害：“市场是产业的生命线，没有市场需求，党建引领得再好，也只是‘自拉自唱’。就像有的村子，党员带头种果树，可没考虑市场销路，最后果子烂在地里，反而让农户对党组织失去信任。”
台下传来一阵小声的议论，李泽岚深吸一口气，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我方认为，党建引领才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我在青石乡办薯条厂时，曾面临南方食品集团的压价，他们想让我们做代加工，利润被压到连种薯成本都覆盖不了。是薯条厂的8名党员带头拒绝，组织农户搞直播、跑小渠道，才守住了产业的‘根’。这说明，党组织能给农户‘定心丸’，让他们在市场诱惑面前不迷失方向。”
他顿了顿，想起自己大学时学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理论，继续说道：“其次，乡村产业的主体是小农户，他们分散、抗风险能力弱，就像一盘散沙。而党组织就是‘黏合剂’——我们村通过‘党员责任田’，让每名党员对接5户农户，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把‘散沙’聚成‘拳头’。这不是干预市场，而是帮农户更好地适应市场。最后，市场追求短期利益，而乡村产业需要长期规划。我们计划建土豆泥车间、搞薯条文化节，这些都需要党组织牵头争取政策、对接资源，要是只靠市场驱动，农户早就被短期利润‘带偏’了。”
李泽岚的发言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自由辩论环节，反方提到“有的党组织大包大揽，反而抑制了市场活力”，他立刻回应：“党建引领不是‘包办代替’，而是‘搭台铺路’。我们薯条厂的销售交给专业团队，党员只负责质量监督和农户协调，这就是‘党建掌舵、市场划桨’，两者相辅相成。”
辩论赛结束时，班主任张老师点评道：“李泽岚同志的发言，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关键在于他抓住了‘党建引领’的核心——不是为了‘引领’而‘引领’，而是为了让小农户在市场中站得住、能受益。这正是我们党员干部要有的‘初心思维’。”
走下台时，王建军拍着他的肩说：“你刚才提到大学入党的事，一下子就把辩题的‘根’说透了！我以前总觉得党建是‘虚活’，现在才明白，党建是帮老百姓扛事的‘实招’。”李泽岚笑了笑，心里却有些触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党建的理解，还停留在“完成任务”的层面，而党校的学习，正在让他重新找回入党时的那份纯粹。
五一假期前，党校组织了“红色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地是金寨县革命老区。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指着一张泛黄的党员登记表说：“这是一位叫方明的老党员，他带着村民在山里种茶叶，抗战时把茶叶卖给商人，换钱买粮食支援前线，解放后又带领村民搞合作社，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让党组织放心。”
李泽岚站在登记表前，久久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大学时的入党志愿书，上面写着“为乡村振兴奋斗终身”，可真正到了基层，却有时会被眼前的困难困住——薯条卖不出去时，他曾想过“要不就接受代加工”；和张卫国闹矛盾时，他曾赌气“不管这摊子事了”。“比起革命先辈，我这点坚持算什么？”他在心里问自己，眼眶渐渐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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