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贵的人头落地，并未给紫禁城带.来多少清明。血渍很快被冲洗干净，抄没的家产填满了皇帝的内帑和部分户部亏空，朝堂之上短暂的喧嚣过后，很快又陷入了一种更加诡异的沉寂。齐楚浙党经此一挫，暂时收敛了爪牙，却更加忌惮东林和深不可测的锦衣卫指挥佥事郭维城。东林一方虽看似得胜，却也消耗不小，且深知并未触及核心，反而让对手更加警惕。
在这片沉闷的僵持中，一份来自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道南的奏疏，如同一声清越的磬音，出乎意料地敲响了沉寂的朝堂。
奏疏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事：奏请恢复经筵日讲。
尽管在去年，吴道南就已经奏请过一次，被万历的和稀泥和拖延症延迟至今日也未曾全面放开。吴道南的想法很简单，今时不同往日，只要坚持，结果一定会达成。
经筵，是为皇帝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由翰林学士、鸿儒大家担任讲官，阐释圣贤之道，议论朝政得失。日讲则是小规模的、更日常化的进讲。这在历代王朝本是常制，是皇帝“崇儒重道”、“勤政好学”的象征。
然而，在万历皇帝这里，经筵日讲早已名存实亡，废弃多年。皇帝怠政，深居宫内，连日常政务都懒得处理，更何况是枯坐听那些老夫子讲什么“子曰诗云”、“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在他看来，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更是那些文官们用来束缚君权、喋喋不休的说教工具。
吴道南此时上此奏疏，用意深远。他并非不知皇帝厌烦，而是试图借此机会，打破眼下朝堂僵持不下、皇帝逃避现实的死局。恢复讲学，一则可潜移默化，劝导皇帝（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二则可让太子（若身体允许）乃至皇孙参与其中，既是教育，亦是稳固国本、昭示天下之举；三则，讲席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舆论场，东林一系若能主导讲席，便可借此机会，堂堂正正地阐述政见，影响圣心，甚至可借讲史论政之机，巧妙地将辽东危局、吏治腐败等现实问题摆在皇帝面前。
奏疏文辞恳切，引经据典，将恢复讲学与“敬天法祖”、“涵养圣德”、“启迪元良”、“光昭盛世”紧密联系，让人难以直接反驳。
奏疏一经呈上，立刻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清流言官、翰林学士们纷纷上疏附和，盛赞吴道南“深得辅弼之体”、“所言乃社稷长久之计”。就连一些中间派的官员，也觉得恢复讲学是正理，无可指责。
叶向高暗中推动，试图借此东风，将此事坐实。
然而，阻力立刻出现。齐楚浙党的官员们敏锐地察觉到这背后的政治意图，岂肯让东林党获得这样一个接近皇帝、影响舆论的合法平台？他们立刻搬出“陛下圣体攸关，不宜劳神”、“如今天下多事，当务实而非务虚”、“恐开清流攻讦实务之端”等理由，极力反对。
朝堂之上，又为此事争论不休。
乾清宫内，万历皇帝看着那些为“讲学”之事吵嚷不休的奏疏，只觉得头痛欲裂，厌烦至极。他根本不想听什么讲学！
但他刚刚经历了“砒霜案”和“崔永贵案”，虽然最终捂住了盖子，却也深知朝野上下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尤其是东林党和那个“有灵性”的小孙女及背后的郭家父子。若此时对“恢复讲学”这种正大光明的提议断然拒绝，势必会引来更多的非议和奏疏，骂他“荒废圣学”、“不似人君”。
他烦躁地在殿内踱步，目光扫过龙案上那盆依旧翠绿、却让他每每看到都心生膈应的茉莉花（郭氏后来寻了个由头，将那盆被动过土的花换走了），又想起太子那张日渐恢复血色的脸……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和稀泥的决定。
“传旨，”他有气无力地对司礼监太监道，“吴道南所奏，亦有之理。然朕近日潜心斋醮，体悟天道，且政务繁多，恐无暇日日聆听讲筵。这样吧，着翰林院酌情恢复‘日讲’，不必拘泥旧制，规模从简，讲官……由内阁与翰林院共同推举人选，轮值进讲。至于经筵大讲……容后再议。”
一道含糊其辞、大打折扣的旨意发了下去。
恢复日讲，但皇帝本人大概率不会出席；讲官人选由内阁和翰林院共推，这意味着东林党无法完全掌控；规模从简，削弱其影响力；最重要的经筵大讲，则被无限期推迟。
典型的万历式处理——敷衍、拖延、和稀泥。
然而，即便如此，这道旨意依旧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东宫这片小小的池塘里，激起了意想不到的涟漪。
消息传到东宫时，郭氏正监督着宫女给太子煎药。她听闻后，只是淡淡“嗯”了一声，并未太多在意。皇帝不去的“日讲”，与她、与太子何干？太子如今的身体，也根本承受不了讲学的劳累。
然而，躲在里间假装午睡的朱徵妲，却猛地睁开了眼睛！
日讲！恢复讲学！
虽然被皇帝打了折扣，但这无疑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朱由校走出东宫、接触外部世界、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一个能让他或多或少摆脱客氏那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和扭曲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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