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5日的深圳，太阳刚爬过龙岗工业区的铁皮屋顶，就把空气烤得像口沸腾的铁锅。
我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站在厂门口，指腹反复摩挲着粗糙的纸边，能清晰地摸到里面钞票折出的棱角——那是我熬了三十个夜班换来的工资，426元。
车间的铁门在身后“哐当”关上，夜班的疲惫还像铅块一样坠在骨头里，可掌心的热度却顺着胳膊往脑门上冲。
记得刚来时，潘鹏说“迪克厂的工资卡比脸还干净”，我还不信。
直到看见工资条上密密麻麻的扣款项：住宿费50，水电费28，还有一笔“物料损耗”扣了16。
最后实发金额那栏，“426”三个数字挤在框里，像三颗倔强的种子。
“发了？”孟浩然叼着根烟走过来，他的工资条捏在手里，边角卷得像朵花。
“我比你多12块，不爱洗澡，水电费用的少。”他自嘲的笑着。
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烟灰落在我工装裤上，“走，请你吃炒粉。”
路口的早餐摊飘着猪油香，阿婆的铁锅“滋啦”作响，米粉裹着鸡蛋在油里翻卷。
我把信封小心翼翼地塞进内兜，紧贴着心口的位置，能感觉到钞票随着心跳轻轻起伏。
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挣来的钱，比当年考上大学时父亲塞给我的红包还让人心慌。
那红包里的钱带着父母的期望，这信封里的，却沾着我的汗，我的血，还有机器齿轮碾过的痕迹。
“想啥呢？”孟浩然把一双筷子塞给我，“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
我摇摇头，夹起一筷子炒粉，热气熏得眼睛发酸。
想起出发来深圳的前一晚，母亲在灯下给我缝内兜，针脚歪歪扭扭，她说“把钱贴身放，别让人偷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明明灭灭，最后憋出句“累了就回家，家里有地”。
那时我还嫌他们啰嗦，现在才明白，这内兜里藏着的不只是钱，还有沉甸甸的牵挂。
回到宿舍，我翻出带来的笔记本——那是个本子陪了我四年，封面印着褪色的天安门。
笔尖悬在纸上半天，墨水滴在“2002年7月5日”那行字旁边，晕出个小小的黑点。
我想起刚进车间那天，冯力那个嚣张样，说“新来的，先他妈学会学会擦机器”。
想起第一次熬夜，眼皮黏得像涂了胶水，孟浩然偷偷塞给我颗薄荷糖。
想起杨桃给我的创可贴，蓝白相间的包装，现在还压在枕头底下。
这些碎片在脑子里转了又转，最后落在笔尖，变成一行字：“起点，希望是开始的第一步，2002年7月5日于深圳龙岗”。
写完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纸页太薄，笔尖用力过猛，背面透出浅浅的印子，像颗正在发芽的种子。
“还写日记？”
潘鹏端着脸盆进来，毛巾搭在肩上，水滴顺着他黝黑的脖子往下淌。
“发了工资不寄点回家？”
我把笔记本合上，突然想起什么，抓过信封数了数，抽出三张100的，剩下的126块塞进钱包。“帮我看看，邮局在哪？”
潘鹏咧嘴笑了：“算你有良心。出了厂门往左拐，第三个路口就是，我陪你去。”
邮局里人不多，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起地上的纸屑。
我趴在柜台上填汇款单，钢笔在“收款人”那栏顿了顿，写上“父亲 收”。
汇款金额填“300”时，笔尖在纸上洇了个小坑。
这300块，够家里买两袋化肥，够母亲买点肉改善下生活，够父亲买条好点的烟，不用再抽自己卷的旱烟。
“地址别忘了写清楚。”潘鹏在旁边提醒，他手里捏着张汇款单，金额栏也填着“300”，收款人是“妻子”。
我把地址一笔一划写上去，每个字都写得格外用力，好像这样就能把思念刻进纸里。
柜台里的阿姨把钱收进去，“啪”地盖上邮戳，蓝色的印记落在日期上，像给这300块盖了个通往家的印章。
走出邮局，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潘鹏突然叹了口气：“我出来三年，每年就寄回去这点钱，家里俩娃上学，老娘看病，哪都要钱。”
他摸了摸口袋，掏出半包烟，“有时候觉得挺窝囊的，在外面累死累活，还是填不满家里的窟窿。”
我想起父亲的背，这些年越来越驼，像座被压弯的桥。
他总说“我没事”，可每次我打电话回去，都能听见母亲在旁边偷偷哭。
那时我还在学校里混日子，逃课去录像厅，压马路，从来没想过父亲的汗珠子摔在地上，要碎成多少瓣才能换来我的学费。
“会好的。”我拍了拍潘鹏的肩膀，这话既是说给他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回厂的路上，路过一家百货店，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剃须刀。
我盯着那个最便宜的款式看了很久，塑料外壳，标价25块。
父亲用了一辈子刀片，每次刮胡子都弄得下巴通红，有时候还会割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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