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就在专家楼一层拐角，叫“梧桐树下”。门脸不大，绿色遮阳篷，玻璃门上贴着磨砂贴纸：咖啡·茶·书。推门进去，风铃叮铃铃响。
陈老和徐教授坐靠窗的位置。徐维国教授五十出头，戴金丝边眼镜，浅灰色开衫毛衣，面前一杯美式咖啡，旁边摊着一本书。长相是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干净——五官舒展，棱角都被书页磨平了。
陈老招手：“怎么才来？”
“碰上李奶奶，帮她提了点东西。”于龙把水果放旁边椅子上，在两人对面坐下。服务员过来，他点了杯拿铁。
徐教授看了他一眼。打量得不动声色，但很细——从于龙坐下时的姿态，到他放在桌上的手，再回到眼睛。不是审视，更像是确认什么东西。
“老陈跟我提过你的想法。”徐教授推了推眼镜，“建儿童福利中心，把养老经验和儿童福利结合起来。”
于龙点头，从包里拿出笔记本。“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不是那种集体宿舍式的，不是把孩子关在里面等着长大的。是——一个家。”
“家。”徐教授重复了这个字，然后沉默了。
窗外有学生骑车经过，笑声传进来。咖啡机嘶嘶响。沉默持续了大概五秒。
“想法很好。”徐教授终于开口，语气温和但分量很重，“但儿童和老人完全不同。”
于龙翻开笔记本，拧开笔帽。笔尖压在纸上，等着。
“养老院的核心是安度晚年——医疗、陪伴、生活照料。老人需要的是稳定，是安宁。”徐教授竖起一根手指，“但儿童需要的是成长。成长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冲突，意味着每一次摔倒之后要爬起来。一群孩子在一起，不是安安静静晒太阳的事。”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一个关键点：家庭感。儿童福利院不能像学校宿舍那样，八张铁架床一排，公共卫生间，统一熄灯。孩子需要家的感觉——小单元居住，每个单元不超过六到八个孩子，配专职生活老师。老师不叫阿姨，叫妈妈。这不是矫情——称呼的改变会重塑孩子对关系的理解。你管一个人叫妈妈，你对她的期待就不一样了。”
于龙飞快地记。笔尖在纸上刷刷响。
“第二个，专业心理辅导。”徐教授竖起第三根手指，语气沉了下去，“来福利院的孩子，多半带着创伤。丧亲、被遗弃、家暴、性侵。有些孩子不哭不闹，不是坚强，是把情绪锁起来了。锁得越死，爆发越猛烈。”
他把面前的书翻到某一页。于龙瞥了一眼——《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干预方案》。
“不能指望时间会治愈一切。时间不会治愈，只会结痂。痂下面的脓不清理，一辈子烂在里面。”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钉在木板上，“你需要配备心理咨询师，不是挂职的那种，是住在这里的、每天能看到孩子的、能发现‘这孩子今天不对劲’的那种。一个眼神不对，可能就是求救信号。”
陈老在旁边点头，端起茶杯，杯子在嘴边停了半天。
“第三个，教育不能断。”徐教授继续，“很多福利院只解决吃住，教育全靠公立学校。但福利院的孩子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七八岁还没上过学。一进教室跟不上，被同学嘲笑，自尊心碎一地，慢慢就不想学了。厌学，逃学，混社会——链条一环扣一环，拉都拉不回来。”
“所以我需要自己的教育资源。”于龙抬头，“不替代公立学校，是辅助。补课、兴趣班、技能培训。”
“对。”徐教授眼里闪过一丝赞许，很短暂，但看得见，“不能让他们与社会脱节。我见过一些福利院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不敢坐公交车，不会去银行开户，不知道怎么租房。他们在围墙里面被保护得太好，一出来，整个世界都是陌生的，到处是陷阱。那种恐惧，你想象不到。”
他竖起第四根手指。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过渡机制。孩子养到十八岁，不能往社会上一推就算了。他们需要成年后的支持：继续教育、就业、住房过渡。最好是让他们待到二十一二岁，逐步独立。设一个青年公寓，十八岁以上的可以住，但要承担部分劳动、参与管理，半工半读或者工作，自己挣一部分生活费。”
于龙记完最后一个字，笔停下来。笔记本密密麻麻写了两页，有些字因为写得太快，笔画都飞起来了。他抬起头。
“徐教授，您说的这四点——”他深吸一口气，“每一点，我都记下了。”
徐教授看着他的笔记本，看着他因为握笔太久而微微发红的手指关节。忽然笑了一下。很淡，嘴角动一动，但眼睛亮了。
“我见过很多想做好事的人。大多三分钟热度。第一周热情高涨，第二周发现问题，第三周开始打退堂鼓。但你不一样——”他顿了顿，好像在找准确的词，“你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冲动，是光。”
陈老在旁边插话：“我跟你说了，这小子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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