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已深，隔壁的客房门缝里还隐约透着几盏昏黄的灯。
方源驻足门前半响，最终还是抬手敲了敲，两位老专家的房门。
“笃笃笃。”
“谁啊？”里面传来王立仁带着浓重口音的询问声。
“王工，是我，方源。”
房门很快被打开。王立仁穿着一身灰色的确良睡衣，鼻梁上还架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看起来像是技术图纸的东西。
“哦，是小方同志啊，快请进，快请进。”他热情地将方源让了进去。
房间不大，布置得干净整洁。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钱学礼也还没睡，正坐在书桌前，借着台灯的光亮，仔细地翻阅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原版书籍。
“王工，钱工，还没休息呢？”
方源笑着打了声招呼。
“睡不着，睡不着哇。”
王立仁摆了摆手，示意方源坐下，给他倒了杯凉白开，“人老了，觉就少了。再说，这不刚到地方嘛，心里头有点兴奋。”
钱学礼也放下书，推了推眼镜，笑道：“是啊，小方同志，坐。刚才听小娄先生说，明天怡和方面就会把生产线的数据送过来，我们这心里头啊，跟猫抓似的，就盼着能早点看到东西呢。”
方源点了点头，跟两位老专家闲聊了起来。
说起来，这个时期的专家教授，那真是“国宝”级的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光鲜亮丽的海外留学背景。
就比如眼前这两位。
王立仁，人称王工，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公派去了阿美莉卡（美国）的**麻省理工（MIT）深造，专攻冶金工程。毕业后，更是在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工作多年，是当时华人工程师里，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响应了国家的召唤，放弃了那边优渥的待遇和先进的实验环境，毅然决然地买了回国的船票。
钱学礼，钱工，经历也大致相似。他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去的是德意志的亚琛工业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据说，当年在克虏伯公司实习的时候，还亲手参与过一些先进轧钢设备的设计工作。
谈及早年间的留学经历，两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专家，也是唏嘘不已，打开了话匣子。
“唉，说起来都是眼泪啊。”
王立仁摘下眼镜，揉了揉干涩的眼睛，脸上露出了几分苦涩：
“都说二战那会儿的大漂亮国怎么怎么重视人才，怎么怎么海纳百川。
可实际上呢？那些人种歧视的篱笆，是明晃晃地立在那儿呢！”
“没错！”
钱学礼也放下书，义愤填膺地接话：
“不光是政治上、商业上，那些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地方，我就亲眼见过！
就连在大学里，在实验室里，也一样！”
他激动地比划着：
“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实验数据，那些白人教授、同事，转头就能署上他们自己的名字发表！
你想评职称？想进核心项目组？门儿都没有！
人家打心底里，就没瞧得起你这张黄皮肤！”
王立仁也是连连点头，深有同感：
“你技术再好，能力再强，也就是个高级技工的命。
人家真正核心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让你接触到。
你永远都是个‘外人’！”
两位老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段备受歧视、忍气吞声的岁月。
最终，还是王立仁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结道：
“说到底啊，根子在哪？就在于咱们那时候，身后没有一个富饶强大的祖国当靠山！
你国家弱，人家就瞧不起你！
你在外面，腰杆子就挺不直！就得受人欺负！”
“所以啊，”钱学礼的眼圈微微泛红，声音也有些哽咽：
“当年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听到老人家在城门楼上喊出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这些在外面漂了几十年的游子，那真是……真是……”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背，狠狠地抹了抹眼睛。
方源默默地听着，给两位老人续上茶水，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他理解，也敬佩这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批人的无私奉献，新中国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说起这个，两个小老头似乎又来了精神，放下了对往昔的伤感，开始将话题，转向了当下。
他们一板一眼地，拿今天下午，从火车站到娄家这一路上，惊鸿一瞥所看到的香江本地居民现状，与当前国内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做起了对比。
“小方同志，不瞒你说，今天下午这一路看过来啊，我这心里头，是真不得劲儿。”
王立仁皱着眉头，抿了口茶水：
“这香江，是繁华，是热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比咱们四九城，看着是‘洋气’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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