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森起身步至堂中，目光扫过阶下诸臣，语气沉稳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
他心中早对赋税改革有定计，此刻便是要将筹谋许久的方案公之于众。
在郑森看来，崇祯朝覆灭的根源清晰明了。
苛捐杂税不过是浮于表面的诱因，土地兼并才是深埋的症结。
富户坐拥连片良田，却靠隐瞒田亩逃税，将所有税负都压在贫苦百姓身上。
贫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却要缴纳丁税，即便一家五口无田无地，每年也得缴二两银子。
到最后，百姓走投无路，只能卖儿鬻女，最终揭竿而起。
郑森道，朕要在今年推行“摊丁入亩”之法。
家中有百亩田者，每亩征收赋银三分，丁税摊入后，每亩共收三分五厘，比崇祯朝的税负还低半厘。
家中有十亩田者，每亩征收赋银二分，丁税摊入后，每亩共收二分三厘。
无田的佃农与流民，可免除丁税，只需缴纳少量人头税，每人每年五钱银子即可。
这正是张居正当年推行一条鞭法时未竟的事业。
当年张居正想将丁税摊入田亩，却因万历帝的猜忌与权贵的反对，最终搁置了这一举措。
如今大夏立国三年，郑森要在今年接续这份改革，完成先贤未竟之事。
此法既能解决明年北伐的军需难题，又能让百姓喘口气，更能让孙可望看清，如今的大夏绝非他急于称王就能撼动的。
堂内沉寂了片刻，冯厚敦率先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犹豫，指尖仍在账册上轻轻敲击——他并非质疑新法利民，只是担忧江南士绅的抵触会动摇北伐后方。
冯厚敦道，此法确实对百姓有利，可江南士绅那边恐有阻力。
去年钱之俊拒缴商税，他派人去催了三次，钱之俊竟闭门不见。
最后还是郑氏商会停了钱之俊的漕运专营，断了他的财路，钱之俊才乖乖缴了税。
如今孙可望在南边闹得厉害，若士绅们再联合起来反对，像徐茂才、钱之俊这些人，手里都有些影响力。
徐茂才在吴县还有不少佃户，钱之俊在松江的粮行也有不少人听他号令。
明年北伐时，后方怕是会乱，连粥棚的粮食都没人愿意捐了。
郑森闻言冷笑一声，从案上取过另一本账册，掷向冯厚敦——他早将江南士绅的利益纠葛与过往把柄查得一清二楚，此刻正是拿出证据的时机。
账册“啪”的一声落在案上，惊得烛火微微晃动。
郑森让冯厚敦看看这本账册，去年一年，郑氏商会给江南士绅的盐铁专营红利就有四十万两。
其中徐茂才分了五万两，他丝绸作坊用的染料，都是商会从广东运来的苏木，价格比市价低三成。
单是这一项，徐茂才就多赚了一万两。
钱之俊做漕运生意，商会让了三成利润给他，去年他单靠运粮食就赚了三万两。
郑森道，这点税银，比起他们去年赚的钱，比起大夏给他们的安稳日子，根本算不了什么。
真要敢闹，就查他们立国第一年勾结清军的旧账。
当年清军南下时，徐茂才给清军送过两千石粮食，还派家丁给清军带路。
钱之俊则把松江的粮行借给清军囤粮，这些账册他都留着，还有人证可对质。
他们要是想翻旧账，他不介意把这些事公之于众，让天下人看看这些士绅所谓的“忠义”。
户部尚书洪旭连忙拾起账册，指尖飞快划过页间，口中低声核算，铅笔在纸上不停标注数字——作为管粮钱的重臣，他对收支最是敏感，很快便算出新法推行后的国库盈余。
洪旭算得，推行摊丁入亩后，今年的农税能收一百二十万两，比去年翻了一倍。
加上商税八十万两、盐税六十万两、铁税四十万两，还有关税二十万两，全年国库能有三百万两收入。
这笔钱足够明年十万大军北伐的军需——军饷一百五十万两，甲胄与弓箭五十万两，粮草八十万两。
还能留出五十万两安置流民，其中三十万两用于给流民分田，每亩发放二斗种子粮。
另外二十万两用于兴修水利。
再拨二十万两修缮江淮的河堤，把高邮段、扬州段都用青砖砌好。
最后留三十万两加强江南的防务，在衢州、金华修筑两座堡垒，每座堡垒配备五十门红衣大炮。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备孙可望明年东窜。
如此一来，军需、民生、防务便都能顾全，连国库还能剩下十万两作为应急之资。
算完这些，洪旭长长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压在肩上的千斤重担，连腰杆都直了几分。
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显然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
兵部尚书张家玉皱眉思索片刻，手指在袖中轻轻捻动，语气渐渐缓和，眼中的急切也散去几分——他虽认同新法能解军需，却担心守旧文人的非议与孙可望的趁机挑拨。
张家玉道，此法确实是良策，可那些守旧的文人恐怕会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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