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森坐在铺着明黄色锦缎的御座上，指尖捏着三份叠得整齐的奏报。
他的目光却死死钉在最上方那份云贵密报上，“孙可望在云贵自称秦王，重建大西”。
他脑子里飞速翻着史书里的细节。
孙可望跟着张献忠在西充中箭死后，率残部入滇时不过万余人，先是借沐天波的“征南将军”印信安抚滇东土司，又用三年时间慢慢架空沐家，直到顺治八年才敢在五华山筑宫，把“秦王”的名号刻在宫门上。
可如今才是大夏立国的第三年，整整早了三年。
“早了三年……”他低声呢喃，指尖无意识地敲着紫檀木案几，浅淡的印子落下去又弹起来，带着掩不住的凝重。
咱们去年才把江淮的清军赶到淮河以北，今年开春刚让扬州知府用石灰水把疫区的屋子消完毒。
扬州府就还有两万流民没返乡，不少村落里的荒田刚有人开始耕种，根基刚扎稳。
孙可望倒好，上个月派去滇西的使者，带了三百匹蜀锦、五十箱茶叶，才从车里土司那换了战马。
能拿出这么多财物，十有八九是吞了沐天波的府库。
万一大西军往东窜，从贵州打湖广，北伐军的侧翼就多了个隐患，必须提前把大西算进筹谋里。
郑森抬眼时，内阁次辅张家玉已快步上前，藏青色官袍下摆扫过青砖地，带起细微的“沙沙”声，腰间的玉带扣因步伐急促而“叮当作响”，连鬓角的汗珠都来不及擦。
张家玉躬身时，脊梁弯得比平日更甚，手里还攥着本蓝色封皮的军营账册，鬓角的发丝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忧色，却遮不住声音里的急切。
“陛下，臣上月去南昌视察军营，特意翻了库房的账册。
现存的甲胄有四百多件是缝补过的，其中六十多件的甲片都少了两三片，只能用铜钉铆着凑数。
弓箭更缺，按十卒三弓的标准，还缺三千张，箭簇也少了两万支。
可孙可望那边，去年趁沐天波的明军退走就占了昆明，今年开春收拢大西旧部三万余，光是从四川逃过去的旧军就有八千多，如今竟公然称秦王！
臣派去的细作说，他上个月从滇西的车里、孟连土司那换了五千匹战马，还请了铁匠打造马刀，每把刀都淬了毒。
看这架势是要整军扩编，说不定明年就要往东来。
还有吴三桂，汉中的兵卒在酒肆里嚼舌根，说‘跟着清廷不如自立’，虽被他斩了两个立威。
可臣派出的探子混进汉中军营，见不少士兵在汉中府的‘悦来酒肆’把清廷发的粮票换成银子，说‘早晚要跑’。
这两人一南一北，若真在今年这节骨眼勾搭上，明年北伐时，咱们的西面可能遭遇他们突袭。”
郑森听着，指节不自觉地攥紧了奏报，麻纸的纹路深深嵌进掌心，连指关节都泛了白。
他心里快速盘算：此时的吴三桂，妻儿还被多尔衮扣在盛京的镶黄旗府邸里。
上个月清廷刚因江淮大败迁怒于他，特意派了侄子塔喇去汉中，名义上是“协防”，实则是监视。
塔喇每天都要查军营的粮草账，连每袋米的斤两都要核对，别说勾结孙可望，就是私藏半袋米都要被参一本。
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真反。
可孙可望不一样，此人本就有“西府秦王”的野心，敢在这个时候称王，显然是有恃无恐。
“陛下，还有个好消息！”户部尚书洪旭捧着厚账册上前，账册边缘因频繁翻阅而卷了边，封面上还贴着张黄色的便签，写着“国库收支明细”。
手指在账册上点得“沙沙”响，声音里的振奋像股暖流，冲淡了几分沉郁。
甘肃王光泰、陕北王永强遣了心腹来南京，那使者是王永强的族弟王永康。
昨日臣在驿馆见他时，他还带着王永强的贴身腰牌——一面青铜虎符，上面刻着“崇祯十六年授”，还带着刀伤。
说是当年跟清军打仗时留下的。
王永康说，今年陕北闹蝗灾，庄稼收了不到三成，清军不仅不赈灾，还强征粮草。
连农户留的种子粮都要搜走，不少人都逃去了山里。
王光泰在庆阳握有两千兵，其中五百还是当年秦良玉留下的白杆兵旧部，手里还拿着秦良玉当年用过的长矛。
王永强在榆林能调三千人，控制着神木的盐场，那盐场每年能产盐十万斤。
清军去年就抢了五万斤，他们早就憋着火了。
两人早有反心，只要陛下发一道“既往不咎”的圣旨，许他们“世守故土”。
他们愿在明年北伐时从陕北出兵，先打延安，再攻太原，策应咱们的主力北上。
这可是难得的突破口，有了陕北的牵制，清军就不能把山西的两万兵马全调到江淮来。
郑森点点头，目光扫过堂内众人，视线在每个人脸上都停留了片刻。
内阁首辅冯厚敦鬓角已染霜，正低头翻着一本摊开的账册，账册上用朱笔写满了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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