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台的声音从湾流驾驶舱的音响里传出来时，虞和弦没有听见。
她坐在黄色皮卡里，隔着公务机坪空旷的水泥地，隔着一百多米，隔着来来往往的地勤车辆，她听不见塔台的任何频率。她只能看见那架白色湾流还停在原处，舱门紧闭，舷窗不透光，尾翼上的B-3245在冬日低斜的光线里像一块沉默的墓碑。
她已经看了六十二分钟。
六十分钟前，虞大侠消失在舱门内。她目送他走上舷梯，深色制服在灰白的水泥背景里逐渐缩小，像墨滴入宣纸。湾流的舱门在他身后合拢，橙黄色的廊灯熄灭，那扇门从此再没有打开过。
而她的车还停在两辆大型摆渡车之间，她只知道哥哥在里面，她要在外面等。
她不知道的是，哥哥此刻正躺在尾舱那处改装过的卧铺底座里，185厘米长、45厘米高的黑色空腔，膝头曲起，距离顶盖两指宽。氧气瓶的减压阀每隔四分钟咔嗒一声，他已经数到第十五轮。
她更不知道的是，如果此刻有任何一名警员登上那架飞机，一切就都完了。
这一个小时里，她一直在想这件事。
她不知道钱景尧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也许已经发现了，也许还没有。也许他们已经锁定了这架湾流。也许塔台迟迟不发指令，正是因为有一通电话正在线路上等待接通。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那扇门再打开时，走下来的不该是别人。
孙农站在驾驶舱里，等一个迟迟不来的放行指令。
她等了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她把话筒放回去，拿起来，再放回去。仪表盘上的计时器每跳一分钟，指节就白一分。机长看着老板什么话都不敢说，也不敢问。
她只能等。等待的时候，她想起七哥教过他：在飞机上，等是唯一能做且唯一正确的事。不要催，不要问，不要让人注意到你在等。
她当时问：那要是等不到呢？那个人没有回答。现在她知道了：等不到，就继续等。
虞和弦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十指交叉，握得太紧，骨节凸起成白色。
如果此刻有警员登上那架飞机，她不敢往下想，她不知道哥哥会藏在哪里。她不知道这架湾流上有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她只知道哥哥进去之前应该演练过多次，换制服的动作称得上轻车熟路，但那不是演练藏匿，那是演练怎么扮演空乘。
万一他只能坐在客舱里，等着警员推门进来呢？她切断这个念头。像切断一根通电的电线。她开始数数。从1数到60，是一分钟。从1数到3600，是一个小时。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数完三千六百秒，但她必须找一件事做，让自己的脑子不要再往下想。她数到第2473秒的时候，那架湾流的尾灯亮了。虞和弦盯着那两盏红灯，眨了眨眼，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尾灯确实亮了。接着是滑行灯。接着，那架白色湾流开始缓缓移动，像一只终于决定离巢的鸟。
她低下头，额头抵在方向盘上。皮卡的喇叭被她压出一声短促的鸣响，在空旷的机坪边缘几乎没有人听见。她压着方向盘，肩膀开始发抖，但她没有哭。嗯。走了。孙农松开刹车。
湾流滑向滑行道。孙农看着机长把推力手柄推到慢车位，引擎啸叫从身后传来，整架飞机像一头苏醒的兽。孙农走到尾舱，声音平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以出来了。虞大侠走出来，扶着舱壁站了两秒，膝头微曲，似乎还没从那个45厘米高的空间里完全伸展开。
湾流拐入等待位。机长设置襟翼，检查推力，每一个动作都比平时慢半拍。虞大侠靠在副驾驶门边，看着风挡外逐渐后退的地面。
他们都没有提那六十分钟，没有人知道这六十分钟有多长。只有他们知道。
湾流抬轮，离地，起落架收起的瞬间机身轻轻一沉。机长把飞机带向西南方向，穿入云层。虞大侠在他身后半步远，扶着座椅靠背，没有坐下。
孙农看着前方。云海在风挡外铺成无边的白色，将地面上的一切都隔绝在下面，塔台，机坪，停车场，还有那辆黄色皮卡。
虞和弦看着那架湾流升空，拐弯，消失在西偏南的云层里。她把额头从方向盘上抬起来，后视镜里映出一张脸，眼眶干涩，没有泪痕。她把座椅调直，发动车子，松开手刹，踩下油门，车速仍然不超过机场高速的限速。晚高峰刚刚开始，前车的尾灯在她前方亮成一条红色的河。
她跟上去，汇入其中，再没有回头。她的任务完成了，就等着晚上七哥的飞机降落，现在不能确定是的，他能否顺利回家，嗯，二叔的家。他们的家在海市。
谭秉言窝在长沙发角落里，睡得人事不省。一岁多点的孩子，蜷成小小一团，脸颊压着皮质靠垫，压出一道红印。湾流客舱的恒温系统把温度设在二十二度，他还是把妈妈那件羊绒开衫裹在身上，袖子长出一截，像两管空荡荡的袖套。孙农走过去，弯腰，单手抄起孩子腋下。谭秉言没醒。他只在母亲怀里翻了个身，脑袋拱进颈窝，鼻息均匀地扑在孙农的锁骨上。孙农把他抱稳，另一只手从沙发缝里拽出那只小熊，耳朵被咬秃了一只，那是谭秉言不久前自己下口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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