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满载着关于“人与自然”的宏观思考和全球视野归来，赵晓颖团队却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具体、更为细微的层面。他们意识到，宏大的理念与战略，最终需要落地于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与周边环境每日都在发生的直接互动之中。这种微观层面的“和谐共生”如何实现？它面临着哪些琐碎、真实甚至棘手的挑战？这成为团队新的关注焦点。
恰在此时，清州市民热线和网络问政平台上，一个看似“小众”却持续发酵、甚至偶有情绪化对立的议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城市中日益凸显的“人鸟冲突”。随着清州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绿地和湿地公园增多，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城市中栖息繁衍，尤其是一些诸如喜鹊、乌鸫、珠颈斑鸠等适应性强、具有一定领域性的鸟类。随之而来的是，鸟类在居民阳台、空调外机甚至抽油烟机管道筑巢带来的卫生清理、安全隐患问题；鸟类在育雏期为了保护幼鸟而“俯冲”攻击靠近的行人（尤其是戴亮色帽子或骑自行车的人）的事件；以及清晨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对部分居民，特别是夜班工作者和神经衰弱者睡眠的干扰等投诉，逐渐增多。
一方是爱鸟护鸟、强调生物多样性的呼吁，另一方是深受困扰、要求安宁生活环境的居民诉求，城市管理者夹在中间，常常感到左右为难。这看似微小、甚至有些“鸡毛蒜皮”的矛盾，却恰恰是检验“和谐共生”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否落地、如何落地的试金石。团队决定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一场深入的微观调研。
他们首先来到了市林业和园林局下属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语气温和但眉宇间带着些许疲惫的中年女性，她的办公桌上除了堆叠的文件，还有几本厚厚的鸟类图鉴和相关的科普宣传册。
“这类‘幸福的烦恼’现在越来越普遍，”站长苦笑着对赵晓颖说，“过去城市生态环境差，鸟儿都往山里飞，城里难得见到几只。现在咱们清州环境好了，鸟儿们用翅膀‘投票’，回来了，这是好事，证明了我们生态建设的成效。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人与野生动物在空间和资源上的‘近距离接触’，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我们既要严格贯彻《野生动物保护法》，维护生物多样性，又要积极回应市民合理的环境诉求和生活安宁权，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精妙的平衡点。”
她介绍了目前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在鸟类集中营巢、可能产生冲突的公共区域，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生动有趣的科普宣传栏，解释鸟类行为，提醒市民注意避让；在繁殖季等高发期，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在重点区域进行巡逻和引导；对于个别确实因特殊原因（如筑巢位置极端危险、个体攻击性极强且屡教不改）需要干预的情况，必须在专家评估后，采取谨慎的、人道的、非伤害性的方式进行转移或缓和措施。但她坦言：“这些方法大多属于被动应对和事后补救，而且我们站里人手非常有限，面对全市范围的点状问题，实在是力不从心，难以做到全覆盖和及时响应。”
团队随后深入了几个近期投诉较为集中的居民小区进行实地走访。在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他们见到了几位正在楼下小花园里议论此事的居民。
“我家阳台那个空调洞，年年被斑鸠盯上，堵了它又扒开，在里面做窝，搞得羽毛、粪便一堆，又脏又有味儿，还担心滋生细菌。关键是还不敢轻易动，听说掏鸟窝是违法的。”一位穿着家居服的大妈无奈地抱怨道。
“我家孩子上学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前段时间被喜鹊追着啄了好几次，现在都不敢一个人走那条路了，吓得够呛。”一位年轻的母亲补充道，脸上写满了担忧。
“晚上天不亮就开始叫，吵得人根本睡不着，我们上夜班的回来想补个觉都难。”一位面色憔悴的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当然，也有居民持不同看法：“有鸟儿说明咱们小区生态好，是福气。它们也是生命，在城市里找个地方安家不容易，咱们应该多包容一点。”
在另一个新建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矛盾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物业经理向团队大倒苦水：“有业主投诉鸟粪掉落在停放的豪车上，腐蚀了车漆，要求我们物业必须负责清洗，甚至提出要我们驱赶或者想办法‘处理’掉这些鸟。这我们哪敢啊？野生动物保护法摆在那儿。但不处理，业主又天天投诉，说物业费白交了，我们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团队还专门采访了本地的观鸟协会和几个环保组织的资深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们往往情绪更为激动，观点也更为鲜明：“城市本身就是许多野生动物传统的或新的栖息地，是人类城市的扩张侵占了它们原有的家园！现在它们努力适应了城市环境，我们反而因为一点点不便就要去驱赶、甚至伤害它们？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态意义上的‘过河拆桥’吗？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与它们智慧共存，比如安装防鸟刺要选择那些不会伤害鸟类的类型，在鸟类育雏期主动绕开那些区域，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它们‘迁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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