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在清州对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调研，赵晓颖团队将目光从高度人工化、技术化的都市治理，转向了一个更为宏大和根本的命题——“人与自然”。此前在青河流域，他们关注过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但那更多是聚焦于跨区域利益协调。如今，他们希望从更深刻的哲学思考、更广泛的实践维度，去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层逻辑与现实路径。
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由国家相关部委和清州大学联合主办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将在清州举行，主题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论坛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的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赵晓颖团队受邀进行全程深度报道，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思想的盛宴和观察的制高点。
论坛开幕式上，一位满头银发、声名卓着的生态伦理学家做了主旨发言，他的话语深沉而富有哲思，穿透了会场：
“工业文明时代，我们曾一度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库和可以无限容纳废弃物的垃圾场，扮演着征服者和索取者的角色，这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也引发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它要求我们重新定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我们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生命共同体中平等且负有特殊责任的一员。这种转变，远不止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它需要价值观念的重塑、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更需要制度体系的保障和生态文化的滋养。”
论坛设立了多个平行分会场，展开了激烈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碰撞。在“生态价值核算与绿色GDP”分会场，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展示了她的团队如何尝试将森林的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生物多样性，以及湿地的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科学量化和货币化评估，并探索将其纳入地方发展的绩效考评体系。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领域，”她坦诚道，“价值的量化存在方法论上的难题，不同利益相关方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这一步必须勇敢地迈出。只有让‘绿水青山’的内在价值变得可见、可衡量、可比较，才能真正撬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像重视经济增长一样重视生态保护，将生态资本纳入发展的核心考量。”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分会场，一位来自西南山区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分享了他的切身经历：
“过去我们搞保护，很大程度上是‘孤岛式’的，甚至可以说是‘对抗式’的。划定保护区，拉起铁丝网，将人和自然隔离开，结果保护成效有限，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却很大。现在我们探索‘社区共管’模式，让当地村民成为生态护林员，从‘潜在的破坏者’变成‘坚定的守护者’；引导他们在不影响核心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有机农业。老百姓从保护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和文化认同，他们就成了保护最积极、最有效的力量。保护与发展，从过去的‘两难’正在走向‘双赢’。”
来自北欧某国的环境部高级官员，则分享了他们国家在推动循环经济、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实现“零废弃”和“碳中和”目标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强调了立法先行、技术创新、经济激励与公众参与四者缺一不可。
论坛不仅限于理论探讨与经验交流，还精心组织了实地考察。团队跟随部分参会者来到了清州市远郊的“矿山生态修复与综合利用示范区”。这里曾是一片因多年粗放式采矿而山体裸露、岩石嶙峋、满目疮痍的区域，如今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绿意和勃勃生机。示范区负责人介绍，他们没有采用简单的客土覆盖和单一草种绿化这种“快速复绿”但生态系统脆弱的方式，而是基于生态学原理，模拟自然群落的演替规律，选取多种乡土植物进行梯度配置和植被恢复，并引入了昆虫、鸟类等动物，辅以必要的人工干预，逐步引导和重建了一个具有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的微型生态系统。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它变成一个需要长期人工维护的城市公园，”负责人指着几只正在新生的灌木丛中跳跃觅食的松鼠说道，“而是通过科学的辅助，帮助这片土地恢复其‘野性’和内在的生命力，让它最终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不断演进的生态系统。这些回归的野生动物，就是最客观、最敏感的生态指标。”
在论坛特别设置的“青年与未来”对话环节，赵晓颖听到了更多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声音。一位来自非洲的青年环保主义者讲述了他们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和社区广播，创新性地动员当地年轻人参与反盗猎巡逻和红树林修复行动；一位中国大学生则展示了她和同学们设计的“城市昆虫旅馆”、“校园雨水花园”和“阳台微型生境”方案，致力于在高度人工化的城市空间中，为传粉昆虫、两栖类等其它生命留出栖息地和生态廊道，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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