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与“德治教化”为社会运行构筑了刚性的规则框架和柔性的价值引导，而“自治强基”则是激发社会内在活力、实现基层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关键路径。它意味着将治理的重心沉到基层，将参与的权力交给群众，让千千万万个社会细胞活跃起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清州在经历了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后，深刻地认识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唯有夯实基层基础，激发社会内生动力，治理体系才能稳固，发展成果才能持久。一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群众为主体，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为目标的“自治强基”实践，在清州的城乡社区蓬勃开展。
这场“自治强基”的探索，是一场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的深刻变革，其核心是还权于民、赋能于基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模式一：城乡社区的“多元共治”与“精细网格”
社区和村庄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是自治实践的主战场。
· “党建引领”下的“三驾马车”协同： 在城市社区，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俗称“三驾马车”）。社区党组织负责统筹协调、凝聚力量；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功能，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业委会代表业主利益，监督物业服务；物业企业提供专业服务。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小区停车、垃圾分类、公共设施维护、宠物管理等民生“关键小事”。
· “全科网格”与“微治理”体系深度融合： 将社区（村）科学划分为若干基础网格，整合党建、综治、城管、信访、应急、民生服务等各类网格，实现“多网合一”。网格员作为“前哨”和“探头”，承担信息采集、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风险排查等职责。同时，在网格内推广“楼门院长”、“党员中心户”、“乡贤理事会”等“微治理”模式，将治理触角延伸到楼栋、单元和农户，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村）”。
· “社区议事厅”与“民主恳谈”制度化： 普遍建立社区（村）居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小区事务协调会等协商平台。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以及居民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都纳入协商范围。采取“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的方式，引导居民有序参与决策和监督。例如，某个老旧小区改造方案，就是经过多轮居民议事会充分讨论、修改后才最终确定，获得了居民的高度认可。
模式二：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与“内生驱动”
在广袤的农村，自治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焕发新的活力。
· “村规民约”的修订与活化： 引导各村在法律法规框架下，结合实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新的村规民约不仅包含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孝老爱亲等传统内容，还融入了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移风易俗（如抵制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等新时代要求。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并建立相应的积分管理、红黑榜等激励约束机制，使其真正“约”出新风尚、“约”出好秩序。
· “乡贤理事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挖掘和发挥本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经济文化能人、返乡创业青年等“新乡贤”的作用，组建乡贤理事会。他们利用其威望、资源和智慧，参与村庄规划、产业引导、矛盾调解、公益事业和文明乡风建设，成为村“两委”联系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辅助力量。
· “集体经济”发展与治理能力提升互动：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村集体有能力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养老医保补贴、设立教育奖学金），从而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提升了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和获得感。
模式三：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的“协同增效”与“专业支撑”
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基层自治不可或缺的协同力量。
·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赋能： 大力培育公益慈善类、生活服务类、社区事务类、文体活动类等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活动场地、给予资金扶持、加强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它们承接社区服务项目，开展邻里互助、养老托幼、环境治理、文化娱乐等活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 “专业社工”力量的引入与嵌入： 推行“社工+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专业社工机构入驻社区，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等提供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并带动和培训社区志愿者，提升志愿服务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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