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貌”是外在的、物化的改变，而驱动这改变的，是内在的、人的因素的深刻变革。这核心的变量，便是“干部新风”。它如同一种无形的能量场，重塑着清州权力殿堂里的氛围、规则与行为模式，是政治生态清朗最终、也是最关键的落脚点。当“权力制约”的堤坝已然筑就，“透明政府”的阳光遍洒角落，“重建信任”的努力初显成效，最终这一切制度性、机制性的变革，都需要通过每一位具体执行政策的干部来体现和传导。清州的“干部新风”，绝非一时一地的作风整顿，而是一场触及灵魂的角色认知、行为逻辑与价值追求的根本性转变。
这场静水流深的变革，其影响深远程度，丝毫不亚于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它体现在干部队伍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更彰显于他们面对挑战、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精神风貌之中。
新风一：从“官僚”到“公仆”的角色认知回归
在魏长明、刘明坤时代，“官本位”思想盛行，一些干部视手中的权力为私有物，将管理职责异化为管制特权，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 “俯身向下”的调研成为常态： 过去“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的走秀式调研被摒弃。李正峰率先垂范，倡导“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工作法。各级干部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社区网格，与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倾听原汁原味的民意，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一位街道办主任在连续蹲点解决了一个老旧小区多年的物业纠纷后，感慨道：“脚底沾满泥土，心中才能沉淀真情。只有真正沉下去，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我们的工作才有着力点。”
· “服务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 干部的角色定位从“管理者”坚决转向“服务者”。行政审批部门推行“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容缺受理”，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市场监管、税务等执法部门，更加注重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将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过去那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已为“微笑服务”、“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亲民举措所取代。政务服务大厅的“好差评”系统，让服务质量的评判权直接交到了群众手中。
· “群众诉求”被视为“工作指针”：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对热线、领导信箱、网络问政等平台反映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时办结，定期回访，确保“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干部们不再将群众上访、投诉视为“麻烦”，而是将其作为发现工作短板、改进政府服务的重要契机。赵晓颖在跟随市信访局局长接访时观察到，那位局长对每一位来访者都耐心倾听、详细记录，能当场协调的绝不拖延，需要研究的也明确告知办理时限，“将心比心”的态度化解了许多潜在的矛盾。
新风二：从“避责”到“担当”的行为逻辑重塑
在腐败蔓延和问责压力下，过去一些干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学，“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懒政怠政现象突出。
· “容错纠错”机制激发闯劲： 在明确纪律红线、法律底线的同时，清州市探索建立了旨在鼓励改革创新、宽容失误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了在推进改革、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中，出于公心、担当尽责，且未谋取私利、未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失误错误，经认定可予以容错，免除相关干部的后顾之忧。这并非为违纪违法开脱，而是为敢于担当、锐意进取的干部撑腰鼓劲。一位在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中，因采用新技术路线一度遭遇挫折的区长，在容错机制的支持下，没有受到责难，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最终取得了成功。他坦言：“组织的信任，是我们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最大底气。”
· “目标考核”导向注重实绩： 改革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实干实绩导向，淡化不必要的过程留痕和表格填报，减轻基层负担。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解决民生问题的实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这使得干部能够将更多精力从“痕迹管理”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抓落实、求实效上。竞相干事、追求卓越的氛围日益浓厚。
· “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凸显： 李正峰等市级领导以身作则，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改革攻坚的第一线既“挂帅”又“出征”，直面矛盾，亲自协调解决“卡脖子”问题。这种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层层传导压力，也激发了各级干部“向我看齐”的担当精神。过去一些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层层负责、敢于碰硬的氛围下得以突破。
新风三：从“关系学”到“本领强”的价值追求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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