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持续数日、系统严密、无懈可击的证据呈现，如同持续不断的高压，作用于每一个被告人的心理防线。那由“黑账本”、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审计报告、视听资料等无数铁证构筑起的真相堡垒，巍然耸立，坚不可摧。法庭内的空气，仿佛也因这证据的重量而变得粘稠、滞重。在如此确凿、如此全面的证据体系面前，任何狡辩、抵赖甚至沉默，都显得徒劳而可笑。终于，这累积的压力达到了临界点，引发了链条上最关键的环节——被告人的崩溃与认罪。
首先被这证据洪流冲垮的，是处于链条中间环节、承压能力相对较弱的刘明坤。
当公诉人将“富民路”项目从违规招标、篡改报告、资金拨付到最终引发赵长天车祸的全部证据，尤其是那段记录他与赵长天激烈争吵的临终录音当庭播放时，刘明坤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他似乎能感受到旁听席上赵晓颖那灼灼的目光，能感受到身后魏长明那冰冷的注视，更能感受到法律那如同实质般的重压。
在辩护律师还在试图就某个细节进行技术性辩解时，刘明坤突然抬起苍白汗湿的脸，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律师的话：
“审判长……我……我认罪。”
这三个字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也让整个法庭为之一静。
他不再看律师惊愕的眼神，低着头，开始断断续续地供述：“我承认……我收了胡三强、陈克艰他们给的钱……很多钱……在‘富民路’项目上，我明知有问题，还是帮他们中标了……我也知道产业基金的那些猫腻，我帮昌明科技、鼎嘉实业他们打招呼，在评审时偏向他们……我收了他们的好处……”
他的认罪，并非简单的姿态，而是伴随着对具体犯罪事实的交代。他供述了多次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金额和请托事项，与公诉人出示的证据高度吻合。他甚至补充了一些侦查机关尚未完全掌握的具体操作细节和心理活动，比如第一次收钱时的忐忑，到后来逐渐麻木甚至主动索要的心态转变。
“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起清州的老百姓……更对不起……赵长天局长……”说到最后，刘明坤的声音带上了哭腔，瘫坐在被告席上，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
刘明坤的当庭认罪，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产生了连锁反应。
此前一直负隅顽抗、试图将责任推给下属或商业规则的陈克艰，在看到刘明坤已然崩溃，且公诉人出示了他与“宏图文化”、与境外账户之间清晰无比的资金往来证据后，心理防线也随之土崩瓦解。他知道，再狡辩下去，只会失去认罪态度这最后可能争取宽大的机会。
“审判长，我也认罪。”陈克艰颓然地说道，“我充当了魏长山、刘明坤和他们背后企业之间的中间人，负责输送利益、洗白资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按照上面的指示。”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魏长明的方向，但很快又畏惧地低下头。
紧接着，那些涉案的企业主、部分堕落的官员，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改变策略，当庭表示认罪，并愿意积极退赃，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法庭的焦点，始终聚集在两个人身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胡三强，以及曾经的副省长魏长明。
胡三强在面对受害者血泪控诉和同伙指认时，脸上肌肉抽搐，但依旧强撑着那股蛮横之气。他的辩护律师仍在做最后的努力，试图将一些暴力行为界定为“个别成员的过激行为”或“民间经济纠纷”。但当公诉人出示一份关键的内部会议录音（由悔过成员秘密录制）时，胡三强终于色变。录音中，他清晰地下达着暴力指令，语气凶狠残暴。
在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法律威慑下，胡三强最终也低下了桀骜的头颅，但对主要罪行予以承认，对部分细节仍试图含糊其辞。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我认罪……但有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他试图以此换取对团伙其他成员的一定庇护，但这已无法改变其罪行的严重性质。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魏长明。他始终微闭着眼，面无表情，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即便在刘明坤、陈克艰等人相继认罪，将矛头直指他时，他也只是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公诉人并没有给他太多喘息的机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之前，公诉人进行了总结性陈述，其声音沉稳而充满力量：
“审判长、合议庭：通过连日庭审，本案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被告人魏长明，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本应廉洁自律，恪尽职守，却理想信念崩塌，党性原则丧失，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其受贿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害！”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同案犯的指认面前，魏长明至今仍未能正视自己的罪行，未能表现出基本的悔罪态度。这充分说明其主观恶性极深，改造难度极大。我们提请合议庭，根据本案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被告人魏长明依法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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