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取证的第一波回报，虽然未能直接擒获“巨鲸”，却如同精准的声纳，探测到了猎物藏身的深海区域，并带回了关键的生物信号——那个连接海外奢靡消费与国内利益输送的姓名“老陈”（昌明科技副总裁陈克艰），以及魏长山投资公司直接支付私人飞机租金的金融痕迹。这些信息，瞬间将原本有些缥缈的数据关联，拉回到了可以着力调查的现实层面。
然而，赵晓颖团队深知，单凭他们一个地方媒体调查记者站的力量，想要撼动可能涉及省级高官的庞然大物，无异于蚍蜉撼树。海外取证遭遇的法律和隐私壁垒已经证明，面对精心设计、跨国隐匿的腐败行为，常规的调查手段显得力不从心。他们需要更强力的盟友，需要能够打破国际壁垒、动用合法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介入。
“是时候了。”赵晓颖看着整合了大数据分析、异常消费线索以及海外碎片化取证结果的综合报告，对老陈和小林说道，“我们必须将现有情况，向更高层级的、值得信赖的监督机构进行汇报，寻求正式的合作与支持。”
目标被锁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反腐败职能的省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二是拥有经济犯罪侦查权和一定国际协作能力的公安机关经侦部门。
但向谁汇报？如何确保信息不被截留、不被泄露？这本身就是一场关乎智慧和信任的考验。经过缜密分析和借助老陈残存的某些特殊人脉进行侧面了解，团队最终选定了一个谨慎的路径：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将材料同时递送至省纪委主要领导和公安部经侦局某位以刚正不阿着称的副局长手中。汇报材料并非完整的调查报告，而是一份高度凝练的《重大腐败线索情况反映》，重点突出了清州市产业扶持基金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关键人物刘明坤的疑点、利益输送枢纽“宏图文化”的角色，以及最引人瞩目的——省委副秘书长魏长明之子魏长山，其明显异常的海外资产与消费，与清州产业基金之间存在的、经大数据分析和海外初步取证提示的高度关联性。材料中附上了最具代表性的图表、时间线对比和海外取证获得的间接证据（如私人飞机支付记录截图、购物助理证词要点等）。
材料送出后的几天，是在一种混合着希望与焦虑的等待中度过的。每一次电话铃声都可能意味着转机，也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
首先传来反馈的，是公安系统的渠道。那位副局长亲自指派了一个精干的三人小组，以“调研地方经济犯罪新动向”的名义，秘密抵达清州，与赵晓颖团队进行了短暂而高效的接触。
带队的是经侦局侦查一处副处长老王，一个目光锐利、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赵晓颖临时租用的一个安全屋内，老王仔细翻阅了团队提供的更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关于资金流向和魏长山海外消费的部分。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很有价值。”老王放下材料，语气沉稳，但眼神中透露出凝重，“尤其是大数据分析和海外获取的这些旁证，逻辑链很清晰，指向性非常明确。魏长山的问题，确实非常可疑，已经超出了普通经济犯罪的范畴。”
他话锋一转：“但是，你们也要有心理准备。涉及境外取证，程序极其复杂。我们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或者依据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向相关国家提出取证请求。这个过程，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而且对方是否配合、配合到什么程度，都存在很大变数。尤其是涉及到高级官员亲属，对方在处理时可能会更加…‘谨慎’。”
老王看着赵晓颖：“更重要的是，一旦启动正式的国际司法协作程序，几乎不可能完全保密。消息很可能会泄露，打草惊蛇。所以，在获得确凿证据、确保能一击必中之前，上级的意见是，暂时不宜启动官方的、大规模的海外取证。”
这个反馈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众人心头。官方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意味着，短期内难以从海外获得决定性的铁证。
“那……我们目前这些线索……”老陈有些不甘心地问。
“国内的线索，我们可以接手，并立即展开调查。”老王肯定地说，“昌明科技、陈克艰、‘宏图文化’、刘明坤……这些人和企业，将成为我们下一步侦查的重点。我们会动用专业手段，对他们的资金流水、通讯联络、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排查。至于魏长山在国内的投资公司和资金往来，我们也会纳入监控范围。只要他们在国内有任何动作，就难逃法网。”
这总算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针对清州本土利益链条的调查，将升级为由国家力量主导的专业侦查，力度和效率将不可同日而语。
几乎在同一时间，省纪委的渠道也传来了消息。反馈相对更为原则和宏观，但态度明确：高度重视反映的问题，已按程序将魏长明副秘书长相关问题线索上报中央纪委有关部门，并指示清州市纪委对产业扶持基金问题、刘明坤等人立案审查。省纪委的同志特别强调：“反腐败没有禁区，无论涉及到谁，都会一查到底。请相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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