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泽湖下游的南三河，河水终年裹挟着泥沙，浑浊如掺了土浆的米汤。
两岸的芦苇荡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无数枯瘦的手掌在相互拍打。
福缘公社小姬庄队就卧在这片水气弥漫的土地上，日子像河边的泥巴路，晴天硌脚，雨天粘鞋。
村里的“忠”字牌早已褪尽了当初刺目的红漆，木纹扭曲暴突，如同老人手背上蜿蜒的青筋。
风一起，它们便相互撞击，发出“咯啷——铛——”的干涩声响，时断时续，像有个看不见的幽灵在暗夜里一遍遍数着念珠，又像被遗忘的孤魂在敲打着无主的破门。
姬忠良背着粪箕，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
粪箕里的牛粪冒着微弱的白气，散发出浓烈的土腥气。
他佝偻着背，像一根被过早压弯的嫩竹，失去了所有挺拔的姿态。
那身破旧的粗布褂子，肩膀上磨出了两个大洞，露出底下黝黑粗糙的皮肤，裤腿短了半截，沾满了泥浆，干结后硬邦邦的。
他抬起胳膊想擦一下额头的汗，袖口处一道刺目的豁口便垂荡下来，像一张无声嘲笑的大嘴。
他本该在滨湖县中明亮的教室里。
那些墨香尚未散尽的课本，那些写满工整解题步骤的笔记本，此刻都成了遥不可及、灼痛心肺的旧梦。
命运在1966年那个燥热的夏天骤然转向，如同南三河突然改道的洪水，瞬间将他的人生冲进了深不见底的泥淖。
父亲姬家萍那段早已被组织定论的“历史问题”——早年福缘乡人武部中队长，因叛徒出卖被捕的经历——在汹涌而来的浪潮中被重新翻搅出来。
有人声嘶力竭，硬要将“带枪投敌的叛徒”这顶沉重的铁帽扣在他头上。
这顶铁帽的重量，最终沉沉地压在了下一代的肩上。
大哥姬忠柱的生产队长职务被粗暴地撸掉了。
姐夫昊文无在部队眼看就要提拔，调令却戛然而止，最终黯然转业，成了地方上一个沉默寡言的教书匠，眼里的光熄灭了。
而姬忠良自己，那个全县闻名的少年才俊，通往重点高中的路被彻底斩断。
他的名字被冰冷地写进了“另册”，成了“黑五类的后代”。
进步组织的门对他紧闭，喧嚣的运动将他彻底排斥在外，甚至连他曾经最擅长的、能引来满堂喝彩的文艺演出、作文比赛、当众演讲，即席表演，都成了被明令禁止的奢望。
“忠良！”一声吆喝带着粗粝的沙哑，像块石头砸过来。
姬忠良猛地一哆嗦，粪箕差点脱手。
他循声望去，是生产队里出名的蛮汉王老五，正叉腰站在田埂上，嘴里斜叼着半截旱烟，烟头一闪一闪。
“磨蹭啥呢？队里的牛粪都叫你拾干净了？我看你是骨头轻了，得再给你加加码！”
王老五几步跨过来，粗糙的手指几乎戳到姬忠良的鼻尖，“‘坏分子’的种，就得用坏分子的法子治！给我滚到东洼地去，那片刚犁过的水田，泥浆厚，牛粪多，天黑前挑不满两担回来，晚饭就别指望了！”
旁边几个歇晌的社员哄笑起来，有人模仿着王老五的腔调：“听见没，小坏种？快滚！”
姬忠良的头垂得更低了，下巴几乎要抵到胸口。
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牙齿紧咬发出的咯咯声，指甲深深掐进粪箕粗糙的柳条缝隙里，掌心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更深地弯下腰，像个被抽掉了脊梁的木偶，一步一步挪向那片泥泞的东洼地。
身后那些刺耳的笑声，像无数根针，扎在他裸露的脚踝上，也扎在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
脚下的田埂湿滑黏腻，每走一步都仿佛要把鞋子从脚上生生撕扯下来。
东洼地的水田刚犁过不久，黑褐色的泥浆在阳光下泛着油腻的光。
姬忠良赤着脚，挽起裤腿，冰冷的泥水立刻像无数细小的蚂蟥，紧紧裹住他的小腿，寒意直透骨髓。
他放下粪箕，拿起挂在腰后的长柄粪勺，开始机械地劳作。
粪勺每一次插入粘稠的泥浆，再费力地舀起混杂着牛粪的淤泥倒入箕中，都发出沉闷的“噗嗤”声。
汗水很快浸透了他单薄的旧褂子，紧紧贴在背上，勾勒出少年单薄却过早承担重负的轮廓。
额上的汗珠滚落下来，滑过脸颊，滴进浑浊的泥水里，瞬间消失无踪。
就在他费力地将一勺泥粪举过粪箕边缘时，手臂一阵酸软，勺里的东西“啪嗒”一声，大半滑落回泥水中，溅起的黑点扑了他一脸。
一股浓烈的腥臊气直冲鼻腔。
他下意识地抬手抹脸，却忘了手上沾满了污泥，脸上立刻糊开一片污黑。
就在这狼狈的瞬间，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田埂尽头那个同样孤独的身影——田翔林。
田翔林也背着粪箕，正吃力地弯腰拾捡散落在田埂边的牛粪块。
他身上的衣服比姬忠良的略好一些，至少没有破洞，但也洗得发白，肩膀处同样磨得薄而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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