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父遗志守东溟，力挽狂澜抗满清。
治岛兴农开景运，挥师跨海振威名。
奈何内耗伤元气，终究尘缘付逝英。
一代雄才虽落幕，犹留青史记征程。
公元1642年，福建厦门的郑府内，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郑成功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看着小家伙皱巴巴的脸蛋，想起自己刚被隆武帝赐姓“朱”不久，意气风发地说：“就叫‘经’吧，望他能继承家业，经世济民，完成我抗清复明的大业！”彼时的郑成功不会想到，这个儿子未来确实接过了他的旗帜，在台湾撑起了南明最后的火种，却也因内忧外患，让这份事业一步步走向黄昏，活成了明末清初海峡两岸史上“守成者”的复杂缩影。
郑经的童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却裹着一层争议”。作为郑成功的嫡长子，他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四岁跟着父亲学骑马，六岁开始读《孙子兵法》，十岁就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妥妥的“天之骄子”配置。可偏偏在私生活上，他捅了个大篓子，差点断送了自己的继承之路。
公元1659年，17岁的郑经娶了南明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唐氏为妻。唐氏出身名门，端庄贤淑，可郑经就是不喜欢，反而跟自己的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氏暗生情愫，还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郑克臧。这事要是放在普通人家，顶多是家庭纠纷，可放在郑成功这样的“抗清领袖”家里，就是天大的丑闻。
唐显悦得知后，气得差点背过气，直接写信给郑成功，把郑经骂得狗血淋头：“你自己是国姓爷，天天讲忠孝节义，怎么教出这么个儿子？跟乳母私通生子，简直是败坏门风！你要是不管，以后谁还会跟你抗清？”（《台湾外记》）郑成功本就因为北伐南京失败心情郁闷，看到这封信后，更是火冒三丈，当即下令让厦门的部将处死郑经、陈氏和刚出生的郑克臧。
可厦门的部将们哪敢动手——郑经是郑成功的唯一嫡子，要是杀了他，郑成功的事业就没人继承了。他们只能阳奉阴违，把郑经软禁起来，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劝郑成功消气。就在这僵持的时候，公元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的消息传来，厦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郑成功的弟弟郑袭（郑芝龙的第五子）在台湾，想趁机夺取继承权，就散布谣言说“郑经品行不端，不配继承王位”，还拉拢了台湾的一些将领，准备自立为“延平郡王”。郑经得知后，也顾不上软禁了，赶紧在厦门召集父亲的旧部，哭着说：“我爹一生抗清，现在他走了，我弟弟却想夺权，咱们不能让我爹的心血白费！”
好在郑成功的老部下大多支持郑经——毕竟郑经是嫡长子，再怎么说也比旁支的郑袭名正言顺。公元1662年十一月，郑经率领大军从厦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去讨伐郑袭。郑袭的军队根本不是郑经的对手，没打几仗就投降了。郑经顺利进入台湾，在热兰遮城（今安平）正式继承“延平郡王”之位，还追谥父亲郑成功为“武王”，算是正式接过了抗清守台的大旗。
刚上台的郑经，面临的局面堪称“地狱难度”。一方面，台湾刚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不到一年，很多地方还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大多靠打猎、捕鱼为生，粮食根本不够吃；另一方面，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广东等地，对台湾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大陆的商船跟台湾贸易，台湾的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
更头疼的是，军队里人心惶惶——很多士兵是跟着郑成功从大陆来的，想家想得厉害，还有人觉得跟着郑经没前途，偷偷逃跑。郑经知道，要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别说抗清了，台湾能不能守住都成问题。他咬着牙说：“我爹能收复台湾，我就能把台湾建好！”
首先，郑经解决了“吃饭问题”。他沿用了父亲郑成功的“屯垦政策”，把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防守，另一部分跟老百姓一起开垦荒地。他还规定，士兵开垦的土地，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军队，一半归自己，老百姓开垦的土地，前三年不用交税。这政策一出来，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士兵们觉得“有奔头”，老百姓觉得“能活命”，很快，台湾的西部平原就种满了水稻、甘蔗，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不仅够军队和老百姓吃，还能存下不少。
然后，郑经解决了“钱的问题”。清军搞“海禁”，不让大陆商船来台湾，郑经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他派船队去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跟当地的商人做生意，把台湾的蔗糖、樟脑、鹿皮运出去，换回丝绸、瓷器、药材等物资。为了方便贸易，他还在台湾铸造了“永历通宝”铜钱，统一了货币。很快，台湾就成了东南亚的贸易重镇，商船来来往往，热闹得不行。
除了经济，郑经还特别重视教育。他在台湾设立了“国子监”，让台湾的贵族子弟和优秀的平民子弟能读书；还在各个府县设立了“府学”“县学”，请大陆来的儒生来当老师。他说：“要想让台湾长久，就得让老百姓有文化，知道忠孝节义。”（《台湾府志》）在他的推动下，台湾的文化教育发展得很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读书写字，不再是以前荷兰人统治时的“蛮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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