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地之会的微弱星火，并未立刻形成燎原之势，但其汇聚的力量却如同地下运行的岩浆，在不断积蓄着喷发的能量。而公子元的正式表态，则仿佛向这躁动的岩浆中投入了一颗火种。
公子元在接到莒地之会的反馈，并权衡利弊良久后，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他不再满足于暗中观望和派代表与会，而是亲自离开了相对安全的隐匿之地，移驻至田穰苴势力范围内的某一处更为隐蔽但易于联络的堡垒。
此举意义非凡。他公开发布檄文，痛斥公子潘“弑兄篡位、割地媚楚、暴虐害民”三大罪状，宣布自己身为先桓公之子，不忍见社稷倾覆、黎民涂炭，将挺身而出，召集忠义之士，“清奸佞、复齐纲”。
檄文虽未明确自立为君，但其意图已昭然若揭。这面“公室正统”的旗帜一经竖起，立刻产生了效果。
原本还在犹豫观望的许多齐国旧贵族、离散官吏，乃至部分地方豪强，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他们或许对公子元本人能力有所怀疑，但其身份是无可挑剔的。投奔公子元，不再是简单的造反，而是“拨乱反正”，具有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前往投靠的人员和物资明显增多，反抗力量的联盟得到了实质性的加强和“正名”。
田穰苴等实力派对此表示欢迎，他们需要这面旗帜来凝聚人心。但同时，内部的主导权问题也开始微妙浮现。公子元及其带来的谋士，自然希望掌握更多决策权；而田穰苴等拥有实际兵马的将领，则更倾向于保持军事自主。联盟的内部，在共同目标之下，开始出现新的张力。如何协调各方，整合力量，成为摆在反抗阵营面前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楚国的东征大军在淮泗流域的进展，并非如战报上传回郢都的那般一帆风顺。
初期，楚军凭借强大军力，确实横扫了一些弱小部族和城邦，迫使其臣服纳贡。然而，当他们进逼至一个名为“徐”的方国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
徐国并非一流强国，但其民风彪悍，且地处淮水要冲，城防较为坚固。更重要的是，徐君深知楚人来意绝非纳贡那么简单，乃是意在吞并。面临亡国之祸，徐国上下同仇敌忾，誓死抵抗。
楚军主帅轻敌冒进，认为徐国弹指可下，指挥大军强攻。不料徐人防守得法，楚军连攻数日，伤亡不小，却未能破城。加之此时已近夏季，淮泗地区气候渐趋湿热，来自南方的楚军士卒开始出现不适，军中颇有怨言。
更麻烦的是，徐国的顽强抵抗，鼓舞了周边其他同样恐惧楚国的小国。他们虽未敢公然出兵相助，却以各种方式拖延、阻挠楚军的粮草补给，甚至提供情报给徐国。
东征楚军陷入了顿兵坚城之下、后勤不畅、士气受损的尴尬境地。消息传回郢都，令尹子文眉头紧锁。他意识到东征遇到了硬骨头，若处置不当，可能损兵折将，甚至引发整个淮泗地区的连锁反抗。
楚成王得报后，甚为不悦。他严令东征元帅必须尽快拿下徐国，挽回颜面，但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增派援军和补给。楚国的军事资源，被更多地牵制在了东南方向。这对齐国的反抗力量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信号。
鲁国曲阜。赵衰的秘密外交活动取得了初步进展。通过数月的迂回交往，他成功打动了一位在鲁国朝堂颇有影响力的老大夫——臧文仲。臧文仲素以智慧着称，对楚国势力的北渐深感忧虑，对公子潘政权更无好感。
在臧文仲的巧妙安排下，赵衰得以在一个极其隐秘的场合，拜见了鲁僖公。
会见中，赵衰充分展现了他的辩才与远见。他并未一味乞求鲁国援助，而是从天下大势入手： “鲁乃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素为中原表率。今楚，蛮夷也，恃强凌弱，擒宋君，乱齐政，兵锋已迫近泗上。若齐尽为楚有，则鲁之侧翼尽露，楚人下一个目标，将是谁家？唇亡齿寒之理，君侯岂不知？”
接着，他谈到晋国：“我主公子重耳，贤德布于天下，虽暂遭困厄，然归国之心不改，中兴之志弥坚。晋若得安，必为中原抗楚之砥柱。今齐国内抗暴政、外御楚侮之义士蜂起，公子元已树旗帜，此正是天下忠义之士应援之时。鲁若此时能施以援手，哪怕只是默许、或提供些许方便，将来齐复国、晋中兴，必深感鲁之德义，共尊鲁为中原屏藩。”
赵衰的话，既有威胁，又有利诱，更抬高了鲁国的道义地位。鲁僖公本就对楚国心存忌惮，又受藏文仲等大臣影响，内心有所动摇。
然而，鲁国国力有限，且紧邻齐国，公然支持反抗力量风险极大。最终，鲁僖公并未给予明确承诺，但默许了以下事项：
1. 对隐匿境内的齐孝公，继续提供庇护，并适当改善其待遇。
2. 对前往投奔公子元的齐国人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其过境（只要不张扬）。
3. 暗中允许少量物资通过民间渠道流入反抗势力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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