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昭的到来，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宋襄公野心的池塘，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宋襄公并非雄才大略之主，却有着与实力不甚匹配的、强烈的称霸渴望。在他看来，扶助齐国正统太子讨伐叛逆，乃是继承齐桓公衣钵、号令诸侯的天赐良机，是践行其心中“仁义”霸业的最佳舞台。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骨感。
宋襄公动作很快。在隆重接待太子昭并慷慨陈词之后，他立刻命文书官草拟檄文，以宋公与太子昭共同的名义，遣使疾驰各国。
檄文内容极尽渲染之能事：先颂扬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赫赫功业与天下盟主的崇高地位，再痛斥公子无亏与竖貂、易牙等“奸佞小人”勾结，犯下“囚禁君父、诛戮忠良、迫害储君”等十恶不赦之罪，宣称其行为“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最后，则高举“尊王讨逆”、“复嗣正位”的大旗，呼吁各国诸侯秉承齐桓公时代的精神，共同出兵，助太子昭回国平乱，以“安齐国、定中原”。
然而，檄文发出的反响，却远不如宋襄公预期的那般热烈。
真正的区域性大国，如南方的楚国，对此嗤之以鼻，视若不见，继续其隔岸观火的策略。西方的晋国，正值献公晚年，国内骊姬之乱已初现端倪，自顾不暇，根本无意东顾。东方的鲁国，素来讲究周礼，对宋国这位“殷商之后”本就心存芥蒂，且与齐国关系复杂，既惧公子无亏的兵威，又疑宋襄公的动机，态度暧昧，最终以“国内歉收，兵甲不修”为由，婉拒出兵，只作壁上观。
真正响应宋国号召的，多是些与宋国邻近、或昔日深受齐桓公影响、且国力较弱的小国：如卫国（卫文公初立，国势未复，需倚仗大国，且与齐有旧）、曹国、邾国等。他们或是出于对昔日盟主秩序的维护，或是畏惧宋国压力，或是想在新格局中投机一把，各自派出了一些军队，数量有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战力。
于是，一支以宋军为主力，卫、曹、邾等小国军队为扈从的“多国部队”在宋国边境集结。总兵力不过数万，且号令不一，战力参差。但这并不影响宋襄公的勃勃兴致。他大会诸侯于边境，再次举行盟誓，自封为此次“义举”的盟主，并将太子昭奉于上座，以显示其行为的“正义性”。
联军浩浩荡荡，渡过济水，向齐国边境压来。消息传回临淄，刚刚“摄政”的公子无亏集团顿时陷入一片恐慌。
他们本以为凭借血腥手段控制首都、挟持桓公，便可逐步压服国内异见，稳固权位。万万没料到，太子昭竟能成功出逃，更没料到宋国会如此迅速地介入，并扯起了“讨逆”的大旗。这面旗帜在道义上对他们极为不利。
朝堂之上，刚刚得势的新贵们乱作一团。有人主张强硬对抗，立刻调集全国军队与联军决一死战；有人则心生怯意，建议与太子昭议和，甚至提出逼迫桓公废黜太子，正式立无亏为嗣，以求“名正言顺”。
公子无亏本人更是又惊又怒。权力的椅子还没坐热，巨大的外部压力便已袭来。他强作镇定，听从了竖貂、易牙等身边近臣的建议，决定双管齐下：
一方面，他立刻以齐桓公和“摄政”公子的名义，发布诏令，反诬太子昭“勾结外邦，引兵入寇，意图颠覆社稷”，将宋国联军定义为“入侵之敌”，号召齐国军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试图利用国族情绪，抵消宋军“讨逆”的道义优势。
另一方面，他紧急调动军队。鉴于西南边境楚军虽然后撤但威胁仍在，他不敢抽调太多边军，只能主要依靠其控制下的临淄周边部队以及那些已向他效忠的地方守军。他任命了几名心腹将领，率军前往边境要塞甗邑（yǎn yì，齐西南境重要城邑）一带布防，企图阻挡联军北进之路。同时，严令各地加强戒备，尤其是提防那些态度不明、可能与国氏等大族有牵连的城邑。
临淄城内，则进一步加强了戒严和管控，大肆搜捕任何可能同情太子昭的官员和士人，气氛恐怖而压抑。深宫中的齐桓公，完全被隔绝，对于外面因他而起的战火，或许一无所知，或许在无尽的悔恨中煎熬。
联军北进和齐国调兵遣将的消息，一丝不落地被楚国的细作报回。
楚成王再次召集令尹子文商议。一些楚将再次请战，认为此时齐国内外交困，正是南下夺取齐南疆土地（如之前占领的徐国等地）甚至进逼临淄的绝佳时机。
子文依旧摇头，他的策略清晰而冷酷：“大王，宋公迂腐，空谈仁义，其联军乌合之众，岂能真成大事？公子无亏虽得位不正，但据守本土，困兽犹斗，亦非易与之辈。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我等若此时介入，无论攻哪一方，都会迫使另一方获得喘息之机，甚至可能促使他们暂时联合对抗外敌。最佳之策，仍是静观其变。”
他进一步分析：“若宋胜，则齐国元气大伤，且立一依赖于宋之君，内部必生更大乱局，我可从容取利；若无亏胜，其亦必惨胜，国力大损，且弑弟恶名更加坐实，内外交困，我取之更易。此刻出兵，徒耗兵力，为他人火中取栗耳。不若令前线继续后撤，甚至可佯装不支，诱使宋军与无亏军全力相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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