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黄土坡的“梯田答卷”
1968年初夏，陕西米脂的黄土坡上，梯田像级级台阶，从山脚盘到山顶，田埂上的紫穗槐刚抽出新芽——这是用来固土的，能防止雨水把田埂冲垮。老农马德财正拿着“镢头”修田埂，镢头把上缠着布条，是他用了十年的老伙计，木头上的纹路都被手磨平了。“这田埂得年年修，不然一场暴雨就冲没了，”他对旁边的年轻人说，“咱这黄土松，得像伺候娃娃一样伺候土地。”
梯田里种的不是普通谷子，而是“杂交谷子”，是县农科所引进的，秸秆比原来的矮，抗倒伏，产量却高了三成。“以前的谷子秆高，风一吹就倒，收的时候得跪着捡，”马德财摸着谷穗说，“这新品种穗子沉，秆子硬，站着就能割，省老劲了！”
坡顶的“蓄水池”比去年大了一倍，是全村人用了一个冬天挖的，石头砌的坝，能存住雨水，天旱的时候就能往梯田里放水。“以前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等着绝收，”村支书说，“现在有了这池子，能多浇三亩地，心里踏实多了。”
马德财的儿媳妇正用“新式纺车”纺线，纺车却放在梯田边的树荫下——她趁着歇晌的功夫干活，手里的线锭转得飞快。“以前纺线得守在家里，现在带着纺车来地里，看田的时候就能纺，两不耽误，”她笑着说，“卖了线能换点化肥，给谷子多加点‘营养’。”
县农科所的技术员骑着自行车来送“谷种”，车后座绑着个麻袋，里面是明年要试种的“抗旱谷子”。“马大爷，这品种在山西试种过，浇一次水就能结穗，适合咱这坡地，”技术员擦着汗说，“您老经验足，明年就靠您试种了。”
马德财接过谷种，放在手里捻了捻，籽粒饱满，沉甸甸的。“放心，我准保种好！”他拍着胸脯说，“咱黄土坡的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跟土地较劲，不信种不出好粮食。”
夕阳把梯田的影子拉得老长，马德财坐在田埂上，看着自家的梯田，像看着一群听话的孩子。他想起十年前，这里还是荒坡，是全村人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的梯田；现在，有了新谷种、蓄水池、固土植物，这坡地总算能长出像样的粮食了。
技术员骑着自行车往山下走，车铃“叮铃铃”响，在山谷里回荡。马德财望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这黄土坡上的梯田，就是给土地交的“答卷”，每块田、每株谷，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李明远说的“黄土高坡要把‘坡’变‘田’，让土地能养活人”，他们正在用锄头和汗水，一笔一划地写着答案，虽然慢，却很扎实。
四、岭南红土地的“蔗海新曲”
1968年大暑，广东雷州半岛的甘蔗地里，绿浪翻滚，甘蔗叶在风中沙沙响，像在唱歌。蔗农黄阿珠戴着草帽，正用“甘蔗刀”砍蔗，刀刃锋利，一刀下去，蔗茎“咔嚓”断成两截。她的手上缠着布条，是防被叶子割伤的——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法子，管用。“这‘粤糖57号’真长，”她对旁边的丈夫说，“比去年的品种高了半米，茎也粗，出糖准多。”
丈夫正用“独轮车”运甘蔗，车斗比原来的大了一圈，是镇上木器厂改的，能多装三十斤。“以前运一趟得走两趟，现在一趟顶过去两趟，”他擦着汗说，“等收完这茬，咱也跟村东头那样，给车装个小马达，更省力。”
蔗田边的“堆肥坑”比原来深了半米，里面沤着甘蔗叶、牛粪，还有从镇上拉来的“草木灰”——这是农技员教的“绿肥”，比化肥便宜，还能改良红土地的酸性。“以前光用化肥，土地越种越硬，”黄阿珠指着坑里的肥料，“这肥沤好了，撒到地里，甘蔗根能扎得更深，抗倒伏。”
不远处的糖厂小火车正在铁轨上跑，车厢里装满了甘蔗，冒着白汽往糖厂开。“这火车比马车快多了，”黄阿珠的儿子说，他在糖厂当学徒，“以前用马车运，一天只能运三趟，现在火车一小时一趟，还不怕下雨。”
傍晚收工，黄阿珠一家坐在蔗田边，啃着刚砍的甘蔗，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甜丝丝的。“今年的甘蔗甜，”儿子咂着嘴说，“糖厂的师傅说，出糖率能比去年高两个点，咱的收入也能多两成。”
黄阿珠望着无边的蔗海，夕阳把甘蔗叶染成了金色。她想起刚嫁过来时，甘蔗品种差，出糖少，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现在有了好品种、好法子，日子就像这甘蔗一样，越来越甜。
农技员骑着摩托车来巡田，车后座绑着新的“甘蔗专用肥”。“阿珠姐，这肥含磷高，能让甘蔗更甜，”他递过一袋肥，“下个月撒下去，收的时候准能卖个好价钱。”
黄阿珠接过肥料，心里暖烘烘的。这红土地上的甘蔗，就像她的孩子，她知道，只要用心伺候，就一定能长出最甜的滋味。李明远来糖厂视察时说的“岭南要把‘糖’做文章，让甘蔗能养活人、富起人”，现在听着，就像这蔗叶的沙沙声，亲切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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