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钟山风雨定江南，四海风云初变幻
南京总统府的琉璃瓦在初夏的阳光下泛着青光，门楼上的红旗被江风拂得猎猎作响。粟裕站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看着战士们正在清理残留的杂物——有人搬走了蒋介石办公桌上的铜制镇纸，有人把褪色的青天白日旗塞进麻袋，几个年轻士兵正踮脚摘下门楣上的旧牌匾，露出后面被钉子钉得密密麻麻的墙。
“粟司令，上海那边来电，”作战参谋快步走来，军靴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汤恩伯的部队正往吴淞口收缩，扬言要‘玉石俱焚’，把上海的工厂都炸掉。”
粟裕接过电报，指尖划过“炸毁江南造船厂”的字样，眉头猛地拧紧。他抬头望向东方，黄浦江的水汽仿佛顺着长江飘来，带着工厂机器的铁锈味——那是中国最集中的工业地带，有江南制造局的机床，有上海炼钢厂的高炉，还有无数纺织厂、机械厂，是多少代民族工业者的心血。
“给三野九兵团发令，”粟裕对着电台说，“进攻上海时不准用重炮，宁可放慢速度，也要保住工厂和民房。让工兵部队提前准备，一旦发现敌军要炸厂，立刻上去抢下来！”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把沈阳兵工厂新送的‘云爆弹’带上，那玩意儿威力大但不毁建筑，专门对付顽固的碉堡。”
此时的上海外滩，汤恩伯正站在百老汇大厦的露台上，看着江面上的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停满了战机，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蓝天上拖出长长的尾巴。一个美国顾问递来威士忌，用生硬的中文说：“汤将军放心，我们的舰队会掩护你们撤退，实在不行，就把工厂都炸成平地，不能留给共军。”
汤恩伯接过酒杯，手指却在微微发颤。他刚收到消息，江阴要塞的起义部队已经切断了京沪铁路，苏州河两岸的工人正在罢工，连他指挥部的发电机都因为缺油而停转——那些本应从台湾运来的柴油，被美军顾问以“优先供应舰队”为由扣了下来。
“告诉各部队，”汤恩伯对着副官说，“把重要的机器拆下来装船，实在带不走的，就浇上汽油，等共军靠近就点火。”他不知道，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早已组织起来，把最关键的机床藏进了仓库，还在机器上涂了防火的泥浆——那是用苏州河的淤泥和桐油调的，是老工人们传了几代的法子。
太平洋上，“埃塞克斯号”航母的作战室里，舰长正看着上海市区的地图。参谋指着江南造船厂的位置说：“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船坞，能造万吨轮，要是被共军拿去，用不了几年就能造军舰。”
舰长放下咖啡杯，杯底的美国国旗图案有些模糊。“让舰载机做好准备，”他对着对讲机说，“如果共军占领工厂，就按计划实施轰炸，用穿甲弹，确保摧毁船坞的钢筋结构。”他不知道，沈阳兵工厂新造的高射炮已经运到了上海外围，那些炮用的是大庆原油冶炼的特种钢，炮管能承受800兆帕的膛压，射程比美军的舰载机作战半径还远5公里。
南京的军管会里，陈老总正在接待苏联驻华武官。武官带来了斯大林的亲笔信，信里说愿意援助中国建设五个拖拉机厂，但要求用东北的木材和矿石来换。“我们感谢苏联的帮助，”陈老总指着墙上的上海地图说，“但拖拉机厂的技术得我们自己掌握，不能总靠着别人。就像这上海的工厂，将来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工人来管。”
武官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工厂标记，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他刚从哈尔滨过来，亲眼见过鞍山钢铁厂的高炉群，那些设备虽然有不少是苏联援助的，但工人们改进的轧钢技术，连莫斯科钢铁厂的专家都赞不绝口。“陈将军说得对，”武官笑着说，“我们可以派专家来指导，但主要还得靠你们自己，就像我们当年搞五年计划一样。”
此时的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艾奇逊正对着远东地图发愁。桌上的情报显示，中共不仅占领了南京，还在积极保护上海的工业，甚至有传言说他们已经能自己造喷气式战机。“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援助，”他对着总统杜鲁门说，“把‘中途岛级’航母的图纸给蒋介石，让他们在高雄建造船厂，绝不能让中共在海上站稳脚跟。”
杜鲁门揉着发胀的太阳穴，窗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在暮色中像根孤直的针。“国会那边不会同意的，”他叹了口气，“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军费要优先用在那里。告诉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就行，别直接介入上海的战事，免得和中共正面冲突。”
上海外围的稻田里，解放军的进攻部队正在隐蔽。九兵团司令员聂凤智趴在田埂上，望远镜里能看到敌军的碉堡群——那些碉堡就建在江南造船厂的围墙外，机枪口正对着厂区。“让爆破组从水道摸过去，”他对着通讯员说，“工厂后面有条明沟，是民国初年修的，能通到碉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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