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的试验所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他带着一群从天津、北平逃难来的工程师，整天围着图纸和仪器转，竟琢磨出了“掷弹筒”的改进版——射程比鬼子的远了五十米，还能发射炸药包。试射那天，周先生亲自操作，一发炮弹就把远处的靶标炸得粉碎，乐得他抱着李明远转了三圈：“老李，这下咱有远程武器了！”
更厉害的是“产业协同”。枪管厂用晋察冀送来的优质钢材，造出的枪管精度更高；弹药厂用冀鲁豫运来的硝石，生产的无烟药威力更大；机械厂则把缴获的鬼子机床拆开研究，仿造出了更先进的钻床。林晓棠还组织了“妇女军工队”，专门负责给武器涂漆、装配件，她们的手指又巧又快，一天能装配五十支步枪。
有次，日军的侦察机发现了兵工厂，派来轰炸机轰炸。可他们刚飞临县城上空，就被高射炮阵地的火力网拦住，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着黑烟坠落在城外的农田里。飞行员跳伞后被民兵抓住，看着兵工厂里整齐的生产线和崭新的武器，嘴里喃喃自语：“怎么可能？土八路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工厂……”
到年底，冀中兵工总厂的月产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步枪两千支，手榴弹一万枚，迫击炮五十门，不仅能满足本地部队的需求，还能支援其他根据地。延安派来的考察团参观后，连连称赞：“这哪里是兵工厂，简直是敌后的‘小汉阳’！”
四、根据地的“新秩序”：经济、教育、医疗全面开花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李明远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建家”上。他说：“打鬼子是为了保家，可要是家不像家，打再多胜仗也没用。”
经济上，根据地发行了自己的“抗币”，用粮食和布匹做担保，币值稳定得很。清源县的集市重新开张，店铺里摆满了根据地生产的布匹、农具、日用品，甚至还有兵工厂工人用边角料做的小玩具，孩子们攥着抗币，吵着要爹娘买。马秀兰的合作社也开到了县城，不仅管粮食，还办起了“供销站”，百姓们用粮食、棉花就能换布匹、盐巴，再也不用怕被鬼子盘剥。
教育上，“抗日军政学校”扩招到了一千多人，不仅有战士，还有从敌占区来的进步青年。李明远请来了延安的教员，教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开设了“军事指挥”“根据地建设”等课程。王铁柱也报了名，每天训练结束就往教室跑，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虽然字还是歪歪扭扭，却多了“战略”“战术”这样的新词。
医疗上，根据地建起了“白求恩医院”，请来了从加拿大、印度来的医生，还有不少当地的郎中。医院里不仅能治枪伤，还能给百姓看病，马大爷的老寒腿就是在这里看好的。林晓棠还组织了“卫生队”，教大家讲卫生、种牛痘，以前常见的天花、霍乱，在根据地几乎绝迹了。
最让人振奋的是“选举”。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百姓们投票选举自己的村长、区长，不管是贫农、地主，还是商人、知识分子，只要拥护抗日，都有选举权。清源县第一次选举那天，百姓们排着队，用投豆子的方式投票，一个瞎眼的老奶奶让孙子牵着，非要来投上一票：“这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权力，说啥也得来！”
五、反“扫荡”升级：军民共筑“铜墙铁壁”
日军对根据地的壮大又怕又恨，这年秋天，调集了五万兵力，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扫荡”，还用上了“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毒招，想把根据地彻底摧毁。
可这次，根据地早已不是以前的小打小闹。李明远动员了十万军民，布下了“天罗地网”：天上有了望哨，地上有联防队，地下有地道网，连河里都藏着“水雷”——用坛子装炸药，一碰到船就炸。
鬼子刚进入根据地，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走在路上，会被树上的“土炸弹”砸中；喝水时，水里可能漂着“辣椒弹”；晚上宿营，帐篷会被偷偷割破，武器不翼而飞。有个鬼子小队长在日记里写道：“这里的每块石头都会咬人，每个百姓都是敌人，我们像是在和整个大地作战。”
最经典的是“麻雀战”。民兵们分成无数个小股，像麻雀一样围着鬼子打转，打一枪就跑，让鬼子疲于奔命。王铁柱带着一个连，在狼牙山一带牵着鬼子的鼻子走，把他们引到预设的伏击圈，配合主力部队歼灭了一个大队的日军，缴获了两门山炮。
林晓棠的宣传队也没闲着。她们把鬼子的暴行编成歌谣，在各村传唱；还在鬼子经过的路上贴传单，上面画着鬼子被打的丑态，写着“放下武器，回家过年”。不少伪军看到传单，偷偷跑过来投降，说：“再跟着鬼子干，早晚死无葬身之地。”
这场反“扫荡”持续了整整三个月，鬼子付出了伤亡一万多人的代价，却没能占领根据地的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狼狈撤退。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鬼子丢弃的大量武器弹药，还有不少来不及带走的粮食，足够根据地用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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