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足够一条街改换容颜，也足够一颗心辗转千回。
康熙四十年春，苏州阊门外已大不同往日。陈记杂货铺的招牌换成了烫金的“陈记货栈”，铺面占了半条街，前店后仓，光伙计就雇了六个。后院起了二层小楼，白墙黛瓦，窗明几净，阿宁在楼上书房习字，秀娘在楼下账房理事，日子过得殷实而体面。
陈望却还保留着老习惯：每日清晨亲自卸门板，傍晚逐件清点货物，闲时仍爱蹲在街角与老邻闲聊。有人说他“财主身子伙计命”，他听了只是憨笑：“惯了，改不掉。”
只是这憨笑背后，偶尔会闪过一丝极淡的怅惘——像平滑如镜的湖面，忽被风吹起一丝涟漪，转瞬即逝，却真实存在。秀娘懂得那怅惘的来处：三年前那十五两银子，那对磕头乞讨的母女，那个在酒馆里大笑的汉子。有些伤疤看似愈合，阴雨天还是会隐隐作痒。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座城的另一端，另一家人，正日夜被那十五两银子灼烧着良心。
城西，豆腐巷。
巷子窄而深，青石板被经年的豆浆渍染成斑驳的灰白色。最里头那间铺子，门口挂着“赵记豆腐”的布幌，清晨总飘出热腾腾的豆香。汉子赵大勇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石磨隆隆的转动声是巷子里最早的晨曲；妻子翠姑负责点卤、压板，一双巧手能让豆腐嫩得像凝脂；女儿杏儿今年九岁了，已能帮着烧火、看摊，闲时便坐在灶膛边的小凳上，摇头晃脑背《千家诗》。
外人看来，这是户勤恳本分的小生意人。只有夫妻俩自己知道，每夜打烊后，当翠姑从钱匣底摸出那锭带着划痕的银子时，屋里空气会瞬间凝固。
银子被摩挲得发亮，唯独侧面那道浅浅的刻痕，像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那是三年前从陈望钱袋里得来的五锭之一，其余四锭早换了米面、交了房租、买了这盘石磨，独独这一锭，翠姑死活不肯花。
“留着，”她说，声音低得像耳语，“这是债，得还。”
赵大勇起初不服：“债什么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咱们如今不偷不抢，凭力气吃饭，早就不欠谁了！”
但话说得硬气，梦里却软。赵大勇常梦见那个杂货铺老板——不是后来他们在酒馆嘲笑时的那张脸，而是最初在街边，他蹲下身扶起翠姑时的模样。梦里陈望的眼睛清澈见底，看他时没有鄙夷，没有愤怒，只有纯粹的怜悯与关切。然后那眼睛会突然逼近，逼得赵大勇无处遁形，只能一次次从冷汗中惊醒。
翠姑的债还得更具体。每有乞妇路过豆腐摊，她总会多切一块豆腐递过去；见着带孩子的妇人，会抓把炒黄豆塞进孩子口袋；甚至每月初一十五，她都会去城西土地庙供一碗新做的豆花。这些微小的善举像一根根细针，试图缝合三年前那个裂开的、丑陋的伤口。
杏儿渐渐觉出爹娘的不对劲。孩子的心最通透，她记得三年前那个寒冷的早晨，娘拉着她跪在街边磕头，一个和善的叔叔给了银子，娘哭得撕心裂肺——当时她以为娘是感动，后来才慢慢明白，那哭声里有多少羞愧与绝望。她也记得后来爹娘在酒馆里大笑，笑那个“痴的”陈老板，笑着笑着，爹的眼神却飘了，娘的嘴角也耷拉下来。
“娘，”杏儿有次问，“咱们为什么总给城东陈记货栈送豆腐？那么远，又不挣钱。”
翠姑正在点卤的手一抖，卤水洒出几滴。她背对着女儿，声音有些发紧：“陈老板是好人，咱们……咱们该记着。”
“可陈老板家不是有专门的豆腐供货商吗？上次我去送，他家伙计说不用了。”
翠姑不说话了，只是更用力地搅动锅里的豆浆。白汽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也模糊了眼角那点湿意。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杏儿生病那夜。
那是去年深秋，杏儿突发高热，抽搐不止。赵大勇抱着女儿往医馆跑，翠姑踉踉跄跄跟在后面，怀里揣着钱匣——里面只有不到二两散碎银子。坐堂的老大夫诊了脉，开了方子，说须用上好的人参须吊气，光这一味药就要三两银子。
“先赊着，行吗大夫？我明日就把豆腐摊卖了……”赵大勇急得语无伦次。
老大夫摇头：“小本生意，概不赊欠。”
翠姑颤抖着手摸出那锭带划痕的银子。五两，足够诊金药费，还能剩二两过日子。可银子握在手里，像块烧红的炭，烫得她掌心剧痛。她想起三年前陈望掏出这银子时的毫不犹豫，想起女儿高烧中痛苦的小脸，想起这些年每夜被良心啃噬的煎熬……
“当家的，”翠姑忽然把银子塞回怀里，“你在这儿守着杏儿，我回去拿钱。”
“哪还有钱？”赵大勇红着眼低吼。
翠姑不答，转身冲进秋夜的冷雨里。她跑回豆腐巷，翻箱倒柜，最后从床底摸出个红布包——里面是她当年的嫁妆，一支银簪、一对绞丝银镯。这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再难的时候都没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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