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重点企业专项调研组”的牌子，悄无声息地挂在了省委政研室楼下某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门口。
抽调的人员以政研室、发改委产业处、国资委改革处的研究员和业务骨干为主，混杂着几名从公安经侦、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法院研究室借调来的、面孔相对生疏的“笔杆子”。
组长由政研室一位资深副主任担任，副组长则包括了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副厅级干部。
表面上看，这完全是一个为撰写某个宏观政策报告而组建的、常规的、务虚的课题组。
只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知道这个“调研组”的真正使命和那双在幕后注视的眼睛。
李毅飞亲自拟定了三条铁律：一、所有对外接触、资料调阅，必须师出有名，以“完善产业政策、优化服务”为唯一口径；
二、任何可能触及敏感信息的线索或疑问，必须通过单线加密渠道直接报组长，再由组长视情况决定是否上报；
三、禁止任何成员私下与目标企业及相关方进行非工作必要接触，禁止接受任何形式的宴请或馈赠。
调研组的活动低调而有序地展开。
他们以“了解重点央企在江省发展情况、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名义，向北方工业集团驻江省办事处发出了调研函，并陆续走访了其在江省的几家主要控股或参股企业。
座谈、参观、查阅公开报表和项目简介……一切都在正常的政企交流范畴内进行。
然而，在水面之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公安经侦和检察院抽调来的那几名“笔杆子”，利用调研收集到的公开信息和企业提供的部分资料（主要是项目概况、投资规模、社会贡献等），结合经侦部门原有的经济数据监测系统和商业调查数据库，开始了艰难的外围拼接。
他们重点关注几个方向：一是这些项目落地时的土地出让、环评、能评等关键审批环节，有无异常加速或变通；
二是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沿革，是否存在代持、频繁变更或与非主业公司的隐秘关联；
三是主要设备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过程，有无明显违背市场规律的定向或围标迹象。
与此同时，李毅飞通过徐昌明，动用了更高层级的资源。
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通过京城安全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内线，以“协助分析区域性经济风险”为由。
请求对北方工业集团及其核心关联企业在银行、证券系统的部分资金流水（限于江省及A、B两省范围）进行大数据筛查，重点是查找与地方政府官员、关键审批部门人员或其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异常、频繁或规律性的资金往来，尤其是通过地下钱庄、第三方支付或复杂股权设计掩饰的流向。
这是一步险棋。
一旦被对方察觉或内部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但面对北方工业这样根系庞大的对手，常规手段很难触及核心，必须借助非常规的技术力量和更高层级的授权。
李毅飞谨慎地设定了筛查的时间范围和金额门槛，尽量将影响和风险降到最低。
进展比预想的还要缓慢和艰难。
公开资料能反映的问题有限，企业提供的信息更是经过精心粉饰。
大数据筛查如同大海捞针，在浩如烟海的交易记录中寻找可疑的蛛丝马迹，需要时间和运气。
调研组的成员们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并非来自明确的工作量，而是来自任务的模糊性、敏感性和那种如履薄冰的谨慎感。
就在调研组工作推进到第三周时，第一个令人心悸的“暗礁”出现了。
调研组一名来自省发改委的年轻干部，在梳理某新材料项目历年享受的地方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明细时，发现其中一笔数额较大的“技术改造升级专项补贴”的拨付时间，比该项目申报材料中显示的技改完成验收时间，足足早了近五个月。
他按照程序，将这一疑点作为“数据核对存疑”报给了调研组组长。
组长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政研，看到这个情况，心头一沉。
他没有声张，悄悄调阅了该项目的全套原始申报和审批档案副本（复印件），发现拨款文件上的日期、文号、签字齐全，程序看似完备。
但当他将拨款文件与项目验收报告的时间线仔细比对，并核对了当年地方财政补贴拨付的总体流程记录后。
一个更隐秘的细节浮现：在那笔提前拨付的补贴发放前一周，市政府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曾带着相关部门负责人，“顺路”考察了北方工业的另一个在建项目。
考察之后，市财政局的拨款流程似乎被“特事特办”地加快了。
仅仅是流程加快吗？
还是某种默契下的“预支”？
这笔钱在项目验收前就被企业使用，是否符合补贴政策规定？
如果不符合，是工作失误，还是有意为之？这背后是否存在其他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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