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春，省城，深夜。
省委政法委大楼七层的灯还亮着。
李毅飞望着外面稀疏的车流和远处零星的灯火。
桌上摊开的是厚厚几本调研笔记和各地报上来的材料，烟灰缸里积了浅浅一层烟灰。
陈默轻轻敲门进来，手里端着杯新泡的浓茶。“领导，还不休息？快十二点了。”
“坐。”李毅飞转过身，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沉郁，“陈默，你说，咱们这次下去一个多月，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回来开个会，发个文，底下……真的就能变吗？”
陈默愣了一下。
他跟随李毅飞这些年，很少听到领导用这样近乎疲惫的语气说话。
“领导，您定的方向都很清楚，下面肯定会落实……”
“落实？”李毅飞打断他，走到办公桌前，手指敲着那些笔记，“大强市那个飙车案，吴启明吐出了马金鼎，证据链有了，可马金鼎在省城那个表哥，四处活动，案子现在卡在哪儿了？
东海市那个占道经营的老汉，我们说了要‘执法+帮扶’，可民政局说他们只认低保户，人社局说灵活就业补贴有门槛，街道说没这个人头经费——老汉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换个街角继续摆？
还有那些回收旧货的、凌晨扫街的、工地打零工的……咱们在会上说‘要有人情温度’，到了执行层面，温度怎么量化？
考核怎么算？”
李毅飞每问一句，声音并不高，却像重锤敲在陈默心上。
这些都是最实际、最棘手的问题，也是调研归来后必须面对的“硬骨头”。
“我这两天翻来覆去想，”李毅飞坐下来，端起那杯浓茶，没喝，“咱们政法工作，以前讲打击犯罪、维护稳定，这没错。
但现在光这样不够了。
社会发展太快，矛盾形态变了。
老百姓要的，不只是不被偷不被抢，还要活得有尊严、有盼头，遇到难处有地方说理、有人真管。
咱们的系统，反应慢了。”
陈默屏息听着。
“所以，得变。”李毅飞眼神重新锐利起来，“但不是发个文件就完事。得找到抓手，得让下面的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干，干了有什么好处，不干有什么压力。”
李毅飞推开茶杯，拿出一张白纸，开始边说边写：
“第一，抓两头。一头，抓‘典型案’。”李毅飞在纸上写下“马金鼎案”，“这个案子不能再拖。
你明天一早，以政法委办公室名义，给省公安厅发个督办函，不是询问进度，是要求限期移送审查起诉，同时抄送省纪委，说明此案可能涉及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建议同步核查。
态度要鲜明，压力要给足。
就用这个案子立个规矩：只要证据确凿，不管谁打招呼，一律依法严办。”
“另一头，抓‘示范点’。”李毅飞又写下“东海市”，“跟郑国明、张海洋私下沟通，不是指示，是商量。
问他们，敢不敢在东海搞个‘法治惠民综合改革试验区’？
就拿我们看到的那些问题开刀：探索‘非现场执法’、‘首违不罚’清单，但配套建立困难摊贩就业帮扶快速通道；
推广‘社区法律诊所’，让律师、调解员、社工常驻社区，老百姓有点小矛盾小纠纷，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明白人；
试点‘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这类案子，简化程序，快立快审快执。
省里给政策支持，给一定的容错空间，但要求他们必须拿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具体经验来。”
陈默飞速记录着，心里渐渐透亮。
这是把宏观思路变成了可操作的具体动作。
“第二，改考核。”李毅飞写下第三点，“现在对基层政法单位的考核，破案率、结案率、调解率……这些数字重要，但不够。
要加内容：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测评权重提高；
‘民转刑’案件发生率要作为负面评价重点；
对特殊群体法律援助的实际成效要纳入考核。
考核指挥棒歪一厘米，下面执行就能偏出一里地。
这个，咱们委里研究，尽快拿出方案。”
“第三，清门户。”他笔尖顿了顿，“政法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害群之马必须清除。
调研中反映的个别干警作风粗暴、吃拿卡要、甚至可能给黑恶势力当‘保护伞’的问题，要一查到底。
这件事，请省纪委驻委纪检组牵头，开展一次专项教育整顿，抓几个反面典型，公开处理，形成震慑。
同时，要大力宣传表彰那些像东海城管局赵科长那样，真心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基层干警，树立正面导向。”
写到这里，李毅飞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
“这些事，一件比一件难，一件比一件得罪人。
但是陈默，”李毅飞看向自己的秘书，目光如深潭，“咱们干这个工作，图什么？
不就图老百姓能安心过日子，图这片土地上正气能压住邪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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