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句本应传唱千古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即将从李白口中吟出时，我，一个来自千年后的灵魂，却抢先一步，在他耳边低语了七个字。
江风带着水汽和秋日的凉意，掠过黄鹤矶头，吹动了诗仙李太白宽大的衣袍。他凭栏远眺，大江如练，烟波浩渺，汉阳城的树木，鹦鹉洲的芳草，都在薄暮中染上一层凄迷的金色。我站在他身侧三步之外，心脏却如擂鼓般狂跳，几乎要撞破胸腔。
就是这里，就是此刻。历史的节点，正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牢牢踩在脚下。
李白的目光，久久凝视着楼上那面斑驳的墙壁，上面是崔颢墨迹未干的新诗——《黄鹤楼》。他看得极其专注，嘴唇微动，似在无声咀嚼着每一个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那诗气象苍茫，感情悠远，尤其是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将时空的渺茫与个人的旅愁完美融合，已达绝唱之境。
我亲眼见到李白眼中那炽热的创作火焰，在崔颢诗作的磅礴气势面前，一点点收敛，化为一种复杂的、带着惊叹与不甘的欣赏。他身旁的朋友，那位同来登楼的仕宦，已备好了笔墨，只等诗仙挥毫，留下又一传世佳作。
周围聚拢了些许游人，屏息静气，等待着。空气仿佛凝固，只有江风呜咽。
我知道，下一秒，那句标志着文坛佳话，也标志着诗仙此次“搁笔”的慨叹，就要诞生了。
就在李白深吸一口气，微微摇头，即将开口的瞬间——我动了。我向前踏出一步，并非鲁莽地冲撞，而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仿佛被诗境感染而不自觉的靠近。我的声音压得极低，确保只有他和他近旁的朋友能隐约听见，那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穿越时空的沙哑与洞悉：
“格律…太伤气象。”
话音落下的瞬间，时间仿佛真的停滞了一瞬。
李白已到嘴边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被硬生生噎了回去。他猛地转头，那双原本带着些许无奈和释然的星眸，骤然锐利起来，如同两道电光，直直射向我。他身旁的朋友更是愕然张大了嘴，看看我，又看看墙上的诗，仿佛听到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
我承受着这足以让常人胆寒的目光，努力维持着面上的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读书人常见的、对学问的执拗。我微微躬身，行了一礼，姿态不卑不亢：“晚生冒昧，惊扰先生雅兴。只是…只是观先生方才神游物外，心与景接，似有磅礴诗情蓄势待发，却因壁上珠玉在前而沉吟…晚生斗胆妄言，窃以为诗之魂在于气象格局，而非字字拘于格律方圆的削足适履。”
我这番话，半文半白，既点明了我观察他已久，又直接抛出了我的核心观点——质疑当下逐渐严谨化的格律对诗歌宏大“气象”的束缚。这在开元年间，虽非石破天惊，但也足够引人侧目，尤其是出自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士子之口。
李白没有立刻斥责，他眼中的锐利稍稍收敛，化为一种更深沉的探究。他上下打量着我，我的衣着普通，面容因穿越而来的营养不良而略显清瘦，但眼神清澈，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近乎笃定的沉稳。
“哦？”李白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丝兴趣，“听你口音，非本地人。你读得懂崔司勋这首诗？”他指了指墙壁。
“崔司勋此诗，怀古伤今，气脉贯通，确是佳作。”我坦然承认，随即话锋一转，“然其妙处，在于情与景的自然流泻，如江河流淌。晚生所言‘格律伤气象’，并非指崔诗，而是…而是一种感慨。若作诗者心中自有雄奇壮阔之境，却因斤斤于平仄对仗而自断其臂，收敛其气，岂非可惜？譬如先生，若心有所感，又何必因前人佳作在前，便敛藏锋芒？”
我在赌，赌李白骨子里那份不羁的浪漫主义，那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与自信，会对这种打破束缚的理论产生共鸣。
果然，李白的神色动了动。他没有接我的话，反而问道：“你是何人？”
“小子李昀，自蜀中游学而来。”我报上早已准备好的化名和来历。
“蜀中…”李白重复了一句，他自身也有蜀中经历，这无形中拉近了一丝距离。他不再看我，又将目光投向那烟波浩渺的江面，喃喃自语，“气象…格律…削足适履…” 他似乎在品味这几个词的分量。
他那位朋友却有些按捺不住，开口道：“这位小友，此言差矣。格律乃诗之筋骨，无筋骨不成体统。崔诗之妙，正在于情志与格律相得益彰…”
一场小小的、即兴的诗歌辩论，就在这黄鹤楼头，崔颢诗前，展开了。我凭借着远超这个时代的文学史观和诗歌理论，小心地挑选着词汇，既不过分惊世骇俗，又能切中要害。我谈“意象”的营造重于字词的工巧，谈“境界”的开拓优于典故的堆砌，甚至隐隐提及诗歌的“音乐性”本质与固定格律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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