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验”原则：王充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篇》），主张任何论断都要有事实证据。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篇》）
“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在批判各种虚妄之言时，他善于引用历史事实、生活常识、自然现象作为论据。
如驳斥“雷为天怒”时，他详细分析雷击现场的各种痕迹，推断雷是火，是“太阳之激气”，与天怒无关。
逻辑推理的娴熟运用：王充精通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法则。
在《论死篇》中，他运用归谬法：如果人死为鬼，那么自古至今死者无数，道路上应该“一步一鬼”。
而实际上“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显然与事实不符。
比较与分类的方法：在《物势篇》中，他将人与动物比较，指出“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否定“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
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回望，王充的思想难免有其历史局限：
自然命定论的困境：在激烈批判天人感应的同时，王充陷入了另一种宿命论——
“自然命定论”。
他认为个人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皆由“命”定，这显然与他强调的理性精神相悖。
认识论的朴素性：虽然强调“效验”，但其认识论总体上仍属于朴素的直观反映论，未能深入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社会历史观的机械性：用自然原因解释社会现象时往往简单化，如认为“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未能认识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
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王充的主要贡献在于“破”而非“立”，他猛烈抨击了当时的各种虚妄之说，但在正面建构社会政治理论方面建树有限。
然而，这些局限是时代的局限。
在谶纬神学如日中天的东汉，王充能举起理性批判的旗帜，已属难能可贵。
王充的思想在其生前及死后很长时期内并未受到重视。
《论衡》成书后“中土未有传者”，直到东汉末年才经蔡邕、王朗等人传入中原，被誉为“异书”。
这恰恰反衬出王充思想的超前性。
对魏晋玄学的启蒙：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直接启迪了魏晋时期“辨名析理”的玄学思辨。
他对儒家经典的理性审视，也为后世疑经思潮开了先河。
对无神论传统的影响：从南朝范缜的《神灭论》到明代王廷相、清代熊伯龙，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总能见到王充思想的影子。
科学精神的先声：王充重效验、反迷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赞《论衡》“其文可宗，其学可用，其识超，其骨劲”。
现代意义的再发现：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王充作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地位被重新发掘和肯定。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王充是“两汉时代最大的哲学家”，其书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宝藏”。
在谶纬迷雾笼罩的东汉，王充如孤独的守夜人，凭借一己之力，守护着理性的火种。
他的《论衡》不是体系严密的哲学建构，而是投向一切虚妄的投枪与匕首。
在“天人感应”成为官方信条、“谶纬图录”大行其道的年代，他敢于宣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在鬼神迷信弥漫社会的时代，他坚持“人死不为鬼”；
在儒家经典被神化的氛围中，他大胆“问孔”“刺孟”。
王充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观点。
更在于他树立了一种不盲从权威、不迷信经典、注重实证检验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千年之后，当我们重温《论衡》，仍能感受到那种“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的思想力量。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各种改头换面的迷信、伪科学仍不时沉渣泛起。
王充那种“疾虚妄”、重实证的理性精神，依然是我们破除迷雾、探寻真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王充，这位汉代的思想斗士，用他寂寞而坚韧的一生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代，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永远是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不灭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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