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她还会跟村里的年轻人分享高考的经历，给他们讲考场的样子、考试的题型，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学习，以后也能参加高考，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村里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迷，眼里满是向往，纷纷说以后也要像丁倩一样，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
闲暇时，她会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望着通往镇里的路，那条路坑坑洼洼，被寒风刮得光秃秃的，可她的眼神却格外明亮，心里默默期盼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北风依旧凛冽，吹得树叶“哗哗”作响，村庄依旧贫瘠，泥土路两旁的土坯房依旧简陋，可她的心里却燃着一团火。
那是对未来的期盼，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信，是无论经历多少磨难，都不肯放弃的倔强。
她想起高考结束那天，旅馆食堂里那碗带着盐味的热菜汤，喝一口暖到心底，驱散了所有的紧张和疲惫；想起考场上，监考老师看她答题认真，轻声说的那句“你还行”，简单四个字，却给了她莫大的鼓励；想起村民们期待的眼神，想起李大爷的关照，就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
她知道，现在的等待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就像内蒙古的冬天再漫长，寒风再凛冽，也终会迎来春暖花开，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
丁倩凭着充足准备在考场上气定神闲，可1977年的高考考场里，更多的是像程东方、余灵芳这样的“裸考战士”。
他们或是没时间复习，或是没机会学，手里连一本完整的课本都没有，全凭着中学时打下的老底子，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在考场上孤注一掷，赌上自己的未来。
“1977年高考，一个严肃而充满未知的礼物，面对这份突然而至的大礼，不少人显得兴奋、紧张，甚至有点措手不及。”程东方坐在塑料厂的宿舍里，握着一支磨得发亮的钢笔，在泛黄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笔尖顿了顿，目光落在桌角的准考证上。
照片里的他满头乌发，清瘦的脸上带着几分沉稳，眼神里却藏着藏不住的对远方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迫切。
他心里清楚，这张小小的纸片，轻飘飘的，却承载着他十几年的梦想，或许就是打开崭新人生的钥匙，是他摆脱现状的唯一希望。
1948年出生的程东方，1966年从溱潼中学毕业，刚毕业就赶上上山下乡的浪潮，背着简单的行囊，回到戴南公社裴家大队插队。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他从一个懵懂的学生，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庄稼汉，学会了插秧、收割、挖墒、挑担，把“修地球”的农活干得样样精通，手上的老茧一层叠一层，脸上也刻满了岁月的沧桑。
后来，他凭着中学时的文化功底，当了几年代课老师，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后来又管过村里的果园，1973年进了公社塑料厂当技术工，凭着肯钻研、能吃苦的劲头，很快就成了厂里的骨干，深受老厂长的器重，日子也算安稳。
1977年，他已经结婚生子，儿子都4岁了，有了安稳的工作，有了幸福的小家，“老三届”能参加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第一反应是不敢信，愣了半天，嘴里反复念叨：“这么多年了，还能有机会考大学？我都快三十了，还能行吗？”
确认消息的那天，程东方揣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请假去戴南中学报名。校园里红旗招展，墙上贴满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标语，红底黄字，格外醒目，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谁的战士最听话》，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校园里，气氛热烈得让他心潮澎湃，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学生时代，眼里重新燃起了光芒。
报完名，他才猛然发现，自己连本复习资料都没有。
厂里工时紧张，农用薄膜生产线赶工期，白天他要全程盯着安装调试，不敢有一丝马虎，稍微出点差错，就会影响整个公社的春耕，晚上回到家，哄睡儿子就已筋疲力尽，连点灯的力气都没有，根本没精力复习。
那时候练习簿都卖到脱销，就算有时间，也未必能买到复习资料，他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在脑子里回想中学时学过的知识点。
可他万万没想到，凭着中学时打下的扎实底子，他居然硬生生通过了初试！
1977年高考因为报名人数太多，全国570多万考生挤着抢30万个名额，只能分初试和复试两轮，从知道恢复高考到初试，满打满算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仓促得让人措手不及，无数人像程东方一样，靠着老底子“裸考”闯过第一关，每一个能闯进复试的人，都是幸运儿。
初考过关让程东方来了劲，心里的火苗越烧越旺，可就在他准备好好复习、冲刺复试的时候，老厂长却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小程啊，你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将来前途无量，厂里以后还要重点培养你，何必去考大学折腾？高考那么难，录取率还不到6%，万一考不上，工作也受影响，得不偿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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