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云栖村，薄雾尚未完全散去，青山绿水间弥漫着清新的草木气息与稻田的清香。陆砚辞的小院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着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带队的三位评委，进行为期一天的实地探访。此次探访没有任何刻意安排，不设固定流程，不搞形式主义，最大程度地还原了陆砚辞真实的生活与创作环境，旨在让评委们近距离感受他的创作本真。
评委们在陆砚辞的陪同下，细致地观察着小院里的点点滴滴，每一个细节都让他们驻足良久。院子东侧的竹制晾衣杆上，晾晒着几页《人间正道》的手稿，纸张边缘有些磨损，上面用黑色钢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还有不少用红色圆珠笔标注的修改痕迹，其中一些修改意见旁，还写着“张婶说这样更真实”“村小的孩子觉得这段情节太沉重”等来自村民的建议。马悦然教授轻轻拿起一页手稿，仔细端详着上面的字迹与批注，感慨道：“我研究东方文学几十年，见过无数作家的手稿，但从未见过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修改痕迹。他的创作绝非‘闭门造车’，而是深深‘扎根于生活，连接着人心’，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对话，都经过了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对普通人情感的深刻体悟。”
客厅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既有《论语》《史记》等中国古典名着，也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还有不少布满笔记的旧版中文教材。其中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尤为引人注目，书页已经泛黄，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作为侠义精神的核心”“《木兰诗》中的家国情怀与《江湖志》可对比教学”等字样，显然是陆砚辞创作时的重要参考资料。评委之一、挪威文学评论家英格丽德·达尔说道：“从这些书籍与笔记中，我们能看到陆先生深厚的文学素养与广阔的文化视野。他不仅扎根于东方文化的土壤，还广泛吸收西方文学的精华，这种跨文化的积累，让他的作品既有东方特色，又有全球视野，能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
院子西侧的小桌上，摆放着村孩子们送来的童真涂鸦。其中一幅画里，陆砚辞穿着简单的布衣，手把手地教几个孩子编竹篮，背景是金黄的稻田与蓝天白云，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地写着“陆老师教我们编竹篮，还讲郭靖的故事”。马悦然教授看着这幅画，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这些涂鸦是最珍贵的礼物，它们生动地展现了陆先生与村民、孩子们的亲密关系。一个作家只有真正热爱生活、关爱他人，才能创作出充满温度的作品。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能理解他的作品为何能充满人情味，为何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核心对话环节在院子里的竹桌旁进行，没有严肃的提问，更像是一场轻松的聊天。评委们与陆砚辞围坐在一起，泡着村民自制的绿茶，聊着创作、生活与文化。马悦然教授率先提问：“陆先生，您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尤其是《江湖志》中的侠义精神与《觉醒年代》中的历史叙事，打动了无数读者。您认为，您的作品能获得全球范围认可的关键是什么？”
陆砚辞的回答平静而深邃，目光望向远处的稻田：“我想，关键在于‘书写人性的共通点’。我写‘侠’，并非为了展示某种‘东方符号’，也不是为了刻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而是书写‘人类内心对正义的普遍渴望’——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文化背景，人们都向往正义、憎恶邪恶，都愿意为守护自己珍视的东西而奋斗。郭靖守襄阳，不是因为他是东方人，而是因为他心中有责任、有担当，这种品质是全人类共通的。”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写‘先辈’，也不是简单复述‘历史事件’，而是刻画‘人对理想近乎固执的坚守’。《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辈，他们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信仰的坚定坚守，同样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相信，这些‘人性的共通点’，是超越国界、超越语言的，也是我的作品能够获得全球读者认可的核心原因。”
英格丽德·达尔接着问道：“在您的创作过程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如何影响您的？您是如何平衡两者关系的？”陆砚辞回答道：“东方文化是我的根，它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深厚的底蕴——《江湖志》中的侠义精神源于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仁爱思想’，《觉醒年代》则扎根于东方的历史土壤。而西方文化让我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让我学会从不同角度观察人性、思考问题。我不刻意平衡两者，而是让它们自然融合——在创作中，我始终坚持以东方视角讲述故事，同时注重传递人类共通的价值观，让东方文化的特色与全球普世价值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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