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常务副省长……”郑开叶喃喃自语，一丝苦涩涌上心头，他手握重权，分管着发展改革、财政、审计等关键领域，在政府序列中仅次于省长吴政宏。
但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人事任免的最终决定权在省委，特别是省委书记，没有书记的坚定支持，没有在关键岗位上安放敢于碰硬、善于执行的干部，他推动的许多改革措施，很容易在执行层面被稀释、扭曲，甚至架空，吴政宏省长若接任书记，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吴省长的心思更多在全局平衡和自身权威的巩固上，对“强基固本”这类触及深层利益、容易引发震荡的改革，态度一直有些暧昧。而副书记王明宏等人，更是各有盘算。
就在他思绪万千，反复权衡各种可能性与风险之际，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突兀地、却又似带着某种宿命意味地响了起来，清脆而持续的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也瞬间打断了郑开叶的沉思。
他心头微微一凛，这部电话非重大事项不会启用，他快步走到桌前，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的号码代码——是来自首都，来自那个权力核心的院落，他稳了稳心神，伸手拿起听筒，用清晰而沉稳的声音说道：“您好，我是郑开叶。”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却不失威严，带着一丝熟悉口音的声音：“开叶同志吗？我是高洪波。”
高洪波！郑开叶的心跳骤然加速，这位他初入仕途、作为中央选调生进入中办时的老领导，对他有知遇之恩，多年来虽联系不算频繁，但那份提携之情和偶尔的关键点拨，郑开叶始终铭记于心。
前年，高洪波已执掌组织工作（具体不能写，大家自己领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他亲自打来保密电话，其意味不言而喻。
“高书记！您好！”郑开叶的声音带着由衷的敬意，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没想到是您亲自打电话来。”
“呵呵，开叶啊，没打扰你工作吧？”高洪波的语气显得很随意，像是在拉家常，但郑开叶深知，这位老领导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有深意，“听说你前段时间在烟市处理化工厂事故，辛苦了，处置得很果断，领导也有批示肯定。”
“高书记过奖了，这都是分内职责，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在现场的省级领导，理应全力以赴。”郑开叶谨慎地回应，心中快速揣摩着高洪波来电的真实意图，仅仅是为了表示慰问和肯定？恐怕没那么简单。
“开叶啊，一次事故的处置，反映的是应急能力，但一个地区长期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更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我呢，今天没什么具体要求，就是想以老领导的身份，听听你这个‘本地人’对D省现状的真实看法，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想法，放开谈，想到什么说什么。”
来了！郑开叶精神一振，这正是他苦苦思索、渴望向上传递真实声音的机会，而且是通过如此重要的渠道，他迅速整理了一下思路，决定抛开一切顾虑，坦诚直言，这不仅关系到D省的未来，也可能关系到高层对D省班子布局的考量。
“高书记，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汇报思想。”郑开叶的语气变得严肃而恳切，“既然您问起，我就实话实说，D省的确如您所说，家底丰厚，区位优越，产业基础良好，完全具备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潜力。但是，当前制约D省发展的最大瓶颈，并非资源或政策，而是……是人的问题，是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和治理能力问题，是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的问题。”
他略微停顿，组织着语言，然后继续深入剖析：“‘强基固本’行动推行以来，我们确实发现并处理了一些表层问题，但越往深处走，阻力越大，我感觉，D省的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惰性’或者说‘保守性’。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缺乏开拓创新的锐气和担当作为的勇气，面对深水区改革和触及利益的调整，往往畏首畏尾，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级政策地方化、刚性要求柔性化’的倾向，导致许多好政策在基层落地时效果大打折扣。”
郑开叶提到了C县的例子，提到了泽市的问题，也隐晦地指出了像杜东升这样干部的存在。
“这些问题，表面看是行政效能、市场规则、法治意识、干部作风的问题，但根子在于……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发展观、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过于看重短期稳定和表面和谐，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刮骨疗毒’的决心，长此以往，不仅会错失发展机遇，更会积累更大的社会风险和矛盾，烟市事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治理效能低下、监管责任虚化的一个集中爆发。”
他并没有直接批评任何具体领导，而是从现象出发，深入剖析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和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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