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区，乃至周边几个街区，都像感染了一块甩不掉的腐肉。
这块腐肉的名字叫张历山，一个穿着快递制服，却把职务之便变成作恶工具的恶魔。
他三十五六岁，个子不高，但很精壮，皮肤因常年风吹日晒显得粗糙黝黑。
一双三角眼总是滴溜溜地转，看人，尤其是看独居的、年轻或稍有姿色的女人时，带着一种黏腻的、毫不掩饰的侵犯性。
他的恶，琐碎而精准地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他会借着送快递的由头，强行跟到女性家门口，伸着脖子往屋里窥探；他会用令人不适的语气说：“美女，一个人在家啊？穿这么少，不冷吗？”；他会在深夜，给只是白天收过他快递的女性拨打无声电话；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虐杀小动物。
王阿姨家的泰迪，只是对他叫了几声，第二天就发现被吊死在了小区绿化带的树上。
李奶奶喂养的流浪猫，好几只都莫名其妙地惨死，尸体被扔在垃圾桶旁，形状恐怖。
居民报警过无数次，可他能言善辩，上门骚扰说成是“确认包裹完好”，言语调戏是“开玩笑没把握好分寸”，至于那些猫猫狗狗，没有直接证据，警察也只能批评教育，关几天了事。
他就像一滩污水，每次被扫开，又会慢慢地流淌回来，污染着所有人的生活。
而我，不幸成了他近期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叫杜梦，独居，职业是自由插画师，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这似乎成了他眼中的“便利”。
第一次被他盯上，是因为一个需要签收的贵重包裹。
他磨蹭着不肯走，视线像冰冷的蛇在我睡衣领口处游弋。
“杜小姐，画画的？真有气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不害怕吗？”他咧着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我强忍着不适，迅速签完字关上了门，门外传来他嘿嘿的低笑声。
自那以后，噩梦便开始了。
他总能“恰好”在我下楼扔垃圾、取快递时出现。
有时是轻佻的口哨，有时是意味不明的“关心”，有时甚至试图用手“不经意”地碰我。
我的快递包裹，时常会有被拆开过的痕迹，或者上面用笔画着不堪入目的图案。
我向物业投诉，向快递公司投诉，效果甚微。
他就像一条毒虫，让我终日惶惶，家里的门铃一响，心脏都会骤然紧缩。
在一个闷热的、阴沉的下午，雷雨将至未至。
我为了摆脱那种被他窥视的焦虑，去了市区一家格调安静的咖啡馆，想在那里完成一部分画稿。
也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薛柠月。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质地精良的香槟色真丝衬衫，妆容精致，却掩盖不住眉宇间深重的疲惫和一种奇异的、近乎透明的苍白。
她面前放着一台轻薄笔记本，手边是一杯清水和几片药。
我们的座位相邻，我不小心碰掉了她的画笔，拾起时，我们发现彼此都在用同一个昂贵且小众品牌的数位板。
“你也是画画的？”她开口，声音温和，带着一丝沙哑。
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从绘画软件的选择，到喜欢的艺术家，再到生活的琐碎。
她学识渊博，见解独到，言谈间有一种看透世事的通透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
我们一见如故，仿佛失散多年的旧友。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知道了她三十八岁，曾经是一家知名设计公司的合伙人，事业有成，积累了大量财富。
然而，命运无常，半年前，她被确诊为一种极其罕见的侵袭性癌症，晚期，现代医学回天乏术。
医生坦言，她剩下的时间，最多不过半年。
“我现在做的，就是把钱安排好，然后，尽量让自己走得体面一点，快乐一点。”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但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有着惊涛骇浪过后的死寂。
她离了婚，没有孩子，父母早已过世，真正的孑然一身。
我们迅速成为了姐妹，感情深厚得超乎寻常。
我心疼她，心疼她那被病魔摧残的身体，心疼她面对死亡时那份强装的镇定与孤独。
我会陪她去医院做那些痛苦却意义不大的治疗，会在她被剧痛折磨时整夜守着。
而她，则像一个大姐姐，用她的人生智慧和财富，为我遮风挡雨，给我迷茫的职业道路指明方向。
在她面前，我可以卸下所有防备。
一次，在她位于顶层的、可以俯瞰半个城市繁华的豪华公寓里，我又一次接到了张历山那种带着猥琐暗示的“快递通知”短信。
放下手机，我情绪低落，长时间的压抑和恐惧终于决堤，我哭着向薛柠月倾诉了这段时间以来的噩梦。
我讲述着张历山的种种恶行，他的调戏，他的窥探，他对小动物的残忍，以及法律对他无可奈何的现状。
薛柠月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只是她握着水杯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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