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王府长史周瑞、大同兵备道张宗衡，
因“不能匡扶藩府，临危畏罪自戕”，
朝廷下旨追夺一切官职恩荫，其家产抄没，子孙永不叙用。
这道旨意看似严苛，实则是阉党乐于见到的结果。
死人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将所有护卫藩王不力的罪责彻底钉死在他们身上，
也免去了活着审讯可能带来的麻烦。
而对于大同镇新平堡参将王国梁，其在兵变当晚即下落不明，
朝廷的定性是“守备疏懈，驭下无方，激成大变，事后又弃军潜逃，罪无可逭”，
着令锦衣卫北镇抚司行文天下，严旨海捕。
尽管内部皆知，在乱军之中，王国梁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畏罪潜逃”的定性，足以将新平堡失守乃至大同镇城被陷的部分责任推至其身上，
从而为整个大同军政系统的溃败找到一个可供追惩的具体罪魁，也为朝廷的失察减轻了压力。
这几项处置，与对宣大总督冯嘉善的明正典刑，
对刘文忠的明升暗降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政治清算图景。
它清晰地表明，朝廷（或者说掌控朝廷的阉党）对此事的处理重点，
并非深究真相、整饬边防，而是迅速地寻找替罪羊、平息物议、并趁机将边镇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大同的惊天波澜，在紫禁城的权力运作下，表面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只是，那支被定义为“漠北魔寇”的神秘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真正威胁，
却在这番精密的官场算计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悄然笼罩在北方的天际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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