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之的第一次发难被林闻溪硬生生顶了回去，但风波并未平息，反而如同渝城江面下的暗流，涌动得更为剧烈。特研室的门庭并未因部长的支持而变得热闹，反而在何敬之有意无意的暗示下，显得格外冷清。申请调拨基础实验器材的公文被总务司以“库存紧张，需按序调配”为由拖延；需要查阅的某些历年疫情档案，档案科也推三阻四。
林闻溪心知这是预料之中的刁难，并不气馁。他与顾静昭二人，几乎是以透支心力的方式投入工作。白天，他埋头将西北的经验与“黑太阳”计划的恐怖细节转化为可操作的预案；夜晚，则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奋笔疾书一份更为宏大的构想——《战时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实施纲要（草案）》。
这份纲要，是他“融汇中西，造福苍生”理想在国家层面的具体呈现。他详细阐述了如何将散落民间的中医力量组织起来，如何建立标准化的培训与认证体系，如何将确有疗效的中药方剂进行科学提炼与大规模生产，如何在前线与后方建立中西医协同的诊疗网络，以及如何利用中医药的优势弥补西药匮乏的短板……
字字句句，皆凝聚着他的心血与见识，也触动着最敏感的神经。
草案初成，林闻溪按程序，首先将其呈报给陈济棠部长审阅。陈济棠仔细阅读后，拍案叫好，眼中满是激赏：“闻溪，此纲要高瞻远瞩，切中时弊，若得以实施，必是我抗战医疗之一大福音！你放手去做，我全力支持！”他当即批示，要求将草案复印数份，下发各相关司处征求意见，为后续部务会议讨论做准备。
然而，正是这份批示，点燃了导火索。
草案副本送到何敬之办公室时，他只看完了前言和主要框架，脸色便已铁青。尤其是看到“确立中医药在战时医疗体系中的法定地位”、“设立中西医结合教研与实验机构”、“统筹药材种植与炮制，纳入军需供应体系”等条款时，他再也按捺不住，猛地将草案摔在桌上。
“荒谬！简直是异想天开！”他对心腹秘书低吼道，“将江湖郎中的草根树皮提升到与现代医学同等地位？还要国家资源倾斜？这林闻溪，仗着部长赏识，真是要翻天覆地了！此例一开，医学倒退三十年不止！”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已不仅仅是针对一个突发疫情的处理权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医疗体系发展方向和资源分配的根本路线之争。一旦让林闻溪的构想变成政策，他背后所代表的西医利益集团及其所信奉的“科学至上”、“西医正统”理念，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绝不能坐视不管！
何敬之立刻行动起来。他先是私下召集了卫生部内倾向于西医的几位司长、顾问，统一口径，将林闻溪的纲要草案定性为“违背科学精神”、“开历史倒车”、“浪费战时宝贵资源”的危险方案。
紧接着，他授意秘书处那位亲信科员，在将草案分发给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军政部军医署等）征求意见时，刻意附加了一份语气“客观”却暗藏贬抑的“背景说明”， subtly暗示此草案仅为“个人不成熟之构想”，“争议极大”，“望各方谨慎评估”。
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提笔，给几位在政学两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力主“西医化”的元老和权威人士写信，或登门拜访，痛陈“中医落后迷信之弊”，极力渲染林闻溪草案一旦通过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煽动他们向陈济棠乃至更高层施压。
风暴在无声无息中酝酿。
几天后，当林闻溪还沉浸在进一步完善细节的工作中时，王秘书神色凝重地匆匆赶来。
“林先生，情况有些不妙。”王秘书压低声音，“您的那份纲要草案，在外面引起了很大争议。财政部那边反馈说经费恐难支持如此‘新奇’的计划；军医署那边有元老直接写信给部长，斥责此案‘惑乱军心’；甚至几家有外资背景的西药报社，都开始出现含沙射影批评‘复古逆流’的文章……何副部长那边，活动得很厉害。”
林闻溪执笔的手顿住了。他料到会有阻力，却没想到来得如此迅猛和激烈，且直接绕开了部内的技术讨论，上升到了舆论和政治施压的层面。
“部长那边压力很大。”王秘书补充道，“刚才召见了何副部长，两人在办公室里争论了很久。声音很大，似乎……不太愉快。”
正说着，桌上的电话刺耳地响了起来。顾静昭接起，听了两句，脸色微变，用手捂住话筒，对林闻溪低声道：“是《大公报》的记者，想就那份‘引发巨大争议的中医纲要’采访您……”
林闻溪深吸一口气，摇了摇头。顾静昭会意，以负责人外出为由婉拒了。
电话刚挂断，又一名总务司的办事员敲门进来，递上一份公文：“林专员，您昨日申请拨付的购买急需药材样本的特别经费，何副部长批示：‘所购物品性质特殊，效用未经科学证实，暂不予批准。请重新论证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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