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小姐的病情渐趋稳定，虽仍需时日调养，但已无大碍。林闻溪之名，却因这起“豪门奇案”而在某些圈层中不胫而走，济世堂门前，偶尔停靠的黑色轿车变得不再稀罕。赞誉与好奇纷至沓来，林闻溪却并未沉浸其中，反而感到一种无形的紧迫。
这日，福伯从邮差手中接过一份公函，褐色信封，落款是“沪上特别市卫生局医务审核委员会”，封口处盖着鲜红的印章。福伯的手有些抖，急忙递给林闻溪。
“闻溪，这……怕是来者不善。”
林闻溪拆开，快速浏览。是一份通知，要求所有计划于本年度申请独立执业医师执照者，须参加新一轮的“中西医资格审核考试”，并附上了厚厚的考纲与报名须知。考纲内容庞杂，中医部分除经典理论与临床各科外，竟新增了大量西医基础学科——解剖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甚至细菌学与公共卫生学，其占比几乎与中医内容持平。
函件用语公文化，却字字千钧。其意昭然：旨在以“科学化”、“规范化”之名，行筛选、淘汰乃至改造中医之实。那些仅承家学、熟读经典却未接触过新学的老中医，恐怕连考纲都看不懂。
“这分明是刁难！”福伯愤愤道，“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东西，如今倒要由他们来考校合不合格了？”
林闻溪沉默地看着考纲。这并非完全意外。自北洋政府时期试图废止中医未果，此类“融合”、“审核”的软刀子便从未停止。沪上作为西风东渐的窗口，此类举措更为激进。这纸公文，便是吹向整个中医江湖的冷冽寒风。
他想起麦克莱恩先生曾感叹：“林，在我的国家，医学是不断进化的科学。而在你们这里，它有时更像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文化遗产。”当时他未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沉重，此刻却品出了滋味。
“福伯，给我报名。”林闻溪将公文折好，语气平静。
“闻溪，这……” “躲不过的。要想堂堂正正行医，守住济世堂，这一关，必须过。”他的目光落在诊桌上并排的《伤寒论》和《格雷氏解剖学》上，“他们不是要考‘融汇’吗？那就考吧。”
备考的日子枯燥而艰辛。白日诊病，夜里挑灯。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堆的霉味与油墨清香交织的气息。他需将《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与显微镜下的细胞结构对应，需在《温病条辨》的卫气营血辨证中思考细菌病毒的感染途径，需将桂枝汤的方义与阿司匹林的药理相互参详。
有时他会陷入一种撕裂感，仿佛大脑被强行分为两个互不兼容的系统。但更多时候，一种更宏大的图景在艰难地拼接——他试图理解，银针刺激穴位引发的“得气”感，与神经电信号传导是否有某种层面的共鸣；他试图探寻，大黄的泻下作用与肠道菌群平衡是否存在关联。
周振邦来信愈发频繁，字里行间皆是西洋医院最新引进的设备、成功的复杂手术、严谨的实验室数据，并再次力劝：“闻溪，何苦与时代潮流抗衡？此等考试，无非是给中医一个体面的葬礼。来我这里，天地广阔。”
梁启远也来信，内容却是对某些中药提取物实验结果的困惑与兴奋，并附上几张潦草的数据图表。顾静昭的信则简短，只提及教会医院病患复杂，并隐晦提醒：“近日沪上各方人员混杂，闻溪兄行事务必谨慎，尤与官面人物往来。”
林闻溪一一回信，谢过关心，却心无旁骛。
考试日设在公共租界一所新式学堂的礼堂。当日，场面颇为奇异。礼堂内灯光明亮，桌椅崭新，墙上挂着人体解剖图与生理卫生宣传画。前来应考者年龄悬殊，有须发皆白、穿着长衫马褂的老者，拄着拐杖，由弟子搀扶而来，眼中多是茫然与抵触；也有如林闻溪般较为年轻、穿着中山装或学生服的，神情紧张；甚至还有几个西装革履、俨然洋派打扮的，想必是医学院出身又来考中医执照的。
考官席上，中西面孔混杂。有卫生局的官员，有西洋医院的代表（林闻溪瞥见了宏济医院的钱助理，正与一位洋人考官低声谈笑），也有几位被“招安”的沪上名中医，正襟危坐，面色复杂。
笔试试题果然极刁钻。中医部分考得极深极偏，似有意为难；西医部分则覆盖面极广，从细胞结构到传染病隔离条例，无所不包。林闻溪凝神答题，将经方配伍与药物化学分子式并列论述，用胚胎发育理论解释“肾为先天之本”，虽觉牵强，却也尽力圆融。
午后临床考核，气氛更为紧张。模拟病患由西医学生扮演，症状描述夹杂大量西医术语。一位老中医号脉半晌，沉吟道：“此乃肝郁脾虚之证……”话未说完，那“病患”便按照考题要求打断：“医生，我的白细胞计数和转氨酶指数是多少？是否需要做X光检查？”老中医顿时瞠目结舌，面红耳赤，颓然退下。
轮到林闻溪。他面对的“病患”主诉“周期性寒战高热，伴剧烈头痛”。林闻溪按部就班，望闻问切，发现其舌红苔黄腻，脉弦数，且间日一发。他心中已有判断，似是中医之“疟疾”，或“少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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