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面色不变，但负在身后的手，手指却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迁都长安，确实让益州本土势力的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这是他心中一大隐痛。
“其二，新政苛酷，损及根基。”司马昭继续发力，“诸葛亮推行所谓‘新政’，劝农重工，看似利国，实则如何？清查田亩，抑制兼并，诸多政令，损及的难道不正是益州诸多士族大家的切身之利？那些由‘格物院’弄出的新奇器械，由朝廷主导的工坊商队，夺走了多少原本属于地方豪强的生计？都督或许清廉，然益州乡梓，对这位‘诸葛丞相’，当真毫无怨言？民心向背，都督身处其境，应比昭更清楚。”
这一点，更是戳中了李严以及他背后许多益州势力的痛处。诸葛亮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传统地方豪强的利益，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力，但也埋下了不少矛盾。
“其三，用人唯亲，荆襄为尊。”司马昭的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挑拨，“纵观如今季汉朝堂，掌军权者，关平、张苞、魏延；掌机要者，蒋琬、费祎、董允，几近皆为荆州旧部或北地降臣！再看丞相身边，姜维、邓艾，此二人何等受重用？俨然已成丞相左膀右臂！而益州才俊，如张裔、杨洪等，虽有名位，可曾真正执掌核心军政权柄？丞相口称唯才是举，然这‘才’之标准，是否过于偏向其荆襄故旧与降将？”
他刻意略过了赵云等非荆州系将领，重点强调荆州派与降臣的崛起，与益州派的相对沉寂形成鲜明对比。
听着司马昭一条条列举，李严的脸色虽然依旧努力维持着平静，但胸膛的起伏微微加剧，眼神中也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阴霾。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诸葛亮不满的根源。
然而，李严毕竟是李严，能官至托孤大臣，自有其城府与立场。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波澜，发出一声冷笑，语气带着讥讽：
“司马昭！任你巧舌如簧，也改变不了事实！你魏国如今内乱不休，司马懿弑君欺主，屠戮忠良，天人共愤！外则丧师失地，被我大汉连番北伐，打得丢城弃土，狼狈不堪！如今眼看力不能支，便想行此宵小之计，离间我君臣，妄图争取喘息之机？真是痴心妄想！”
他踏前一步，须发微张，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我李严虽不才，蒙先帝不弃，临终托孤，授以重责！岂能因一己之私欲，而坏国家之大事？尔等未免太小觑我李严，太小觑我季汉臣子之忠义了！”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掷地有声。周围的刀斧手闻言，精神似乎都为之一振。
面对李严这番“忠义”宣言，司马昭非但没有气馁，眼中反而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他知道，李严这是在用大义来掩饰内心的动摇，是在为自己设立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呵呵，”司马昭轻轻笑了，笑声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耳，“都督忠义之心，昭，敬佩。”他话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揶揄。
随即，他脸色一正，目光如炬，死死盯住李严，开始了真正的“釜底抽薪”：
“都督口口声声国事为重，忠义当先。然，昭有一事不明，还望都督解惑。”他语气放缓，却字字千斤，“您与诸葛亮，同为先帝托孤之臣！诸葛亮为主，您与陆逊为辅。托孤之臣， 此四字，重逾千钧！意味着先帝将社稷、将如今的季汉天子、将整个季汉的未来，同时托付给了您们几位！”
他刻意强调了“托孤之臣”和“”字，既点明李严的地位，又暗示其“副手”的尴尬。
“然，观如今季汉朝局，大小政务，军事征伐，人事任免，何曾真正经过都督府决议？何曾需要李都督您，这位堂堂正正的托孤大臣，点头首肯？一切，不皆是出于丞相府一言而决吗？”
司马昭的声音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便说此次北伐，规模空前，三路并进，关乎国运！如此重大决策，诸葛亮可曾与都督您这位托孤重臣，细细商议？可曾赋予都督方面之任，统兵征战？没有！他宁愿重用那降将邓艾、姜维，宁愿将十五万大军交予关平、徐庶，甚至让那曾丢失城池的刘封、孟达独当一面！而都督您，这位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如今身在何处？在这昆明池畔，与我这敌国使者，‘商讨’一些无关痛痒的‘文书’！”
这番话，如同毒刺，狠狠扎进了李严心中最敏感、最不甘的角落！权力！他失去的、或者说从未真正掌握过的权力！同为托孤大臣，他却始终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圈之外，这种巨大的落差和屈辱感，日夜煎熬着他。
看到李严眼神中那无法掩饰的剧烈波动，司马昭知道，火候已到，该投下最后一颗，也是最重的一颗砝码了。
他压低了声音，语气变得异常“恳切”，甚至带着一丝“同情”：
“都督，即便您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顾全大局，不与诸葛亮争这权位名利。但是……”他故意顿了顿，观察着李严的反应，然后缓缓说道，“您可曾想过……旧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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