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找对了人，方信就毫不在意，心中一念之间，一点肉眼看不见的灵光就凭空落下，落到了那个少女的顶上，这就是坐标。
这事办成，方信立刻就放松了起来，再无半点迟疑。
中午宴后，张卓再请方信入内，喝茶相说，这张卓也曾是进士出身，数十年孜孜不倦，学识着实渊博，而方信更是倒背如流，圣贤的微妙大义，侃侃而言，剖决如流：“张大人，学生以为，仁者礼之本，礼者仁之用，是圣贤本意。”
“恩，说的不错，然还嫌有些粗拙，如论义理，入手必是孝悌二字，孝悌也者，其为人之与欤，此是礼之根本！”张卓却摸着胡须含笑说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先贤所言，的确有理。”方信听了，淡然一笑，并不加以辩论。
这就是礼的具体化了，礼就是秩序，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庞大帝国中，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来统治到基层。
王令不下县，这是必然的，在生产力没有突破前，任何组织制度都无济于事。
前世在地球上，某党曾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上，这就算说不上贪天之功，也是因为基本交通和通讯突破的原因，如无这点，或者就是赵括之法，或者就是秦法的进化版。
如果说统治到乡级，古代历史上，只有秦法，而历代秦法为什么被世人鄙视，这不单是残暴的原因，而是根本无法推而广之。
秦国初期，面积不过三十万平方公里左右，才可以秦法统治，而等秦国统一天下，总面积也不过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已经无法维持这种制度了。
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如果不行分封制，那单靠自上而下的法令，是不可能维持，唯有着最小单元（家庭）都自动维持的规则，才能如愿。
所谓的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
所谓的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
这二点，就维持了整个庞大帝国的基本秩序，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自古人道之法，已知者，莫过于儒，公平的说，一神教的教义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是区别在于——内外之辩。
所谓的内外，就是一神教的教义维持，不在于家庭和个人内部（日后唯信称义才获得了此功能），而在于牧师和神父外部因素，这毫无疑问，就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信仰控制组织，诞生了在万国之上的教廷。
就算不基于任何立场，单看消耗，就知道这教廷和教会，在达成社会稳定职能同时，也占有了社会三成财富，这种成本非常高。
而儒者，其关键，在方信看来，就是自发性自动性的维持力量——每个家庭要维持基本的秩序，每个掌握家庭和经济的父亲和祖父，每个家庭的继承人，都非常喜欢和维护“孝悌”——维护孝悌就等于维护自己利益，维护自己利益就等于维护家庭稳定，维护家庭稳定就等于维护帝国的秩序。
这是农业时代社会，特别是庞大无法直控的帝国，历史证明最佳最省力最经济的方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稍嫌夸大，不过如果只是“千古”，当复如此！
所以，历代重视孝悌者，无不是深明其理者。
而到了后世，这种维持秩序，渐渐僵化，才产生了森严礼教杀人，而到了生产力突破时，必强调部分人员从家庭、宗族、土地上解放出来，以投入到新生的工商业中，而这种僵化，就成为了障碍。
仁重或会伤礼，而礼重必伤仁——圣人之法，随世而移，这实是不二法门。
可惜的是，地球上，当年三千年之大变时，无数人就不明白这点，彻底抛弃自己秩序，引进外来秩序，以至于三十年中，再无根基可从，华夏之子，竟有千千万万，拜于夷神而从十戒，或称大爱，从这点上说，已是罪过。
圣人之法，随世而移，无执心无不执心，是以圣人无己。
方信自然不会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来说孝悌甚至忠恕的不是，如在此时而说，这不是功德，这是大罪。
洞察这点原理，随口之话，自然深得张卓赞许，不时赞之，心中越发看重。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方信见得他虽然兴致勃勃，到底已经年老，当下就停口不说，并且告退出去。
既找到了夏语冰，又进一步理解人道，方信心情很好，面带笑容，自觉身上一尺白光，又清清了半分，而顶上那颗世界珠，又凝实了半分。
世人说道心，不过庸碌。
何为道心，是万世之道为心，如此才能永恒，并且随世而移，从这点上说，所谓道心为七情六欲所迷，不为究竟，不为其真——能乱者，非道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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