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温将军并非坐以待毙，为稳住动荡的政局，他曾多方奔走，试图联络外部势力寻求支援与斡旋。
但彼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各大势力皆深陷自身事务之中，终究无人能抽身对缅地施以援手，奈温的所有尝试最终都悉数落空。
这也使得缅地彻底走向动乱之中，上缅与下缅始终存在，而奈温将军一番“操作”之后，居然与当年一样，回到了七省七族各自聚集的局面。
这一切的根源，始于同年二月北方大国递送至北京的一封公函。函中提议，双方尽快举行高层会晤，针对彼此的合作模式、发展走向及双边关系后续路径展开深度磋商。
这本是两大国消解分歧、破冰和解、重塑友好协作格局的绝佳契机，华夏方面对此高度重视，始终秉持坦诚沟通、修复邦交的态度，满心期待借助此次会谈化解过往隔阂，重修旧日情谊。
可谁也未曾料到，一个月后的双边会谈全程僵持，由于核心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最终谈判彻底破裂。
会谈期间，小夫提出“三和”与“两全”两大理论主张，这套全新的发展理念与执政思路，和华夏坚守的核心思想、发展路线相悖甚远，当场引发我方代表团的强烈异议与坚决反对。
我方代表经逐层上报、请示上级决策层后，在会谈中明确传递出坚定立场：“我方可以接纳三和路线的部分发展思路，但两全理论，已然彻底偏离、背离了马列主义的核心宗旨与根本准则。我方始终坚守共产主义发展道路，扞卫无产阶级执政根基，这一核心底线绝无让步与动摇的可能。”
所谓“三和”路线，核心是缓和与西方阵营的对立关系、调整对外交往姿态，本质是对外策略的柔性调整。对此，华夏方面虽存有立场与理念上的抵触，但基于阵营团结与国际局势考量，仍保留了协商与包容的空间。
但“两全”理论的推行，却会从根本上动摇立国根基与执政本源。这是小夫对自身国内社会结构、政权性质做出的全新判定：
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不再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并主张将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为所谓的“全民国家”。
小夫宣称，国内阶级对立与阶级矛盾已彻底消亡，国家不再单一代表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需要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阶层，包容私营从业者，乃至过往的资产阶级群体，以此实现全社会的表层统一与全民凝聚。
与此同时，小夫进一步提出构建“全民党”的执政理念，主张政党不再局限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而是转型为囊括全体社会民众、代表全民意志的广泛性政党。
对于这套全新理论，华夏方面有着清晰且坚定的认知。我方始终认可政权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致力于造福所有民众，但绝对不能舍弃、模糊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执政根本，这是建国的核心，绝不能更改。
我方在会谈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弊端，便是社会资源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这也是其贫富分化的根源。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是合理的社会分配准则，我方建立多级薪资体系、出台适度宽松的政策，正是兼顾了社会差异、平衡各方利益的务实举措。
可若是依照苏方“两全”理念推进改革，势必催生特殊阶层、造成资源垄断、打破公平秩序，等同于背离奋斗的初心、开倒车走老路，是绝对不可取、也绝对不能接受的。
整场会谈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念辩论与立场交锋，双方各执一词、分歧无法调和，最终不欢而散。
自此之后，两大国的双边关系降温，且日趋紧绷。持续的理论论战叠加复杂的国际外部压力，让双方皆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与余力，关注、干预缅地内部爆发的一系列政局风波与势力纷争，这也让奈温将军求助失败。
同一时期，花旗同样深陷区域事务，无暇兼顾东南亚缅地的局势，其精力尽数被安南地区的乱局牢牢牵扯。
彼时执掌南越的吴总督，执政风格愈发独断专行。他刚愎自用，推行一系列激进治理举措，彻底打破了区域平衡，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危机。
其实，相较于缅地错综复杂的局势，安南地区的矛盾构成相对单一，没有繁杂的部族派系、迥异的宗教风俗与深厚的历史遗留纷争。
这片土地所有动荡与冲突的核心症结，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宗教信仰带来的阶层对立与民生矛盾。
受法兰西长期殖民统治的深度影响，安南地区的上层精英群体大多接受西式教育、长期服务于殖民体系，思想理念趋近西方，大多信奉天主教。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普通民众，沿袭世代传统，笃信佛教，两大信仰群体的本身有些矛盾，确实是一个隐患，但他并没有疏导，反而激化了这一矛盾。
时任南越总督的吴总督，极度偏袒天主教体系，一心想要在全境推行单一宗教治理模式，刻意排挤、歧视本土佛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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