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到后山发现了一窝野蜂蜜，改天可以去取，不知怎的，就提到了陈家老宅子，李大爷摇着头说，那并非忧乐沟第一好的屋基地，语气中带着笃定，仿佛他亲眼见过那更好的地方。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没有电器，也没有收音机，夜晚的娱乐很少，黑暗像一块巨大的幕布，笼罩着村庄，只有家家户户的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饭后都是由当家人陪着客人聊天来打发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灯芯跳动着，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说着家长里短，分享着生活的点滴，张家的孩子考上了学堂，李家的母猪下了崽，这些琐碎的事情在夜晚的闲聊中都变得生动有趣。
那时家父已有三分酒意，脸颊微红，像染上了晚霞的颜色，眼神却依旧清明，思路清晰；李大爷则有八分——这是家父刻意把控的度数，既要让李大爷放松畅谈，酒酣耳热之际更易吐露心声，又不至于喝醉失言，说出不该说的话，父亲向来处事周到，考虑周全。
饭后，妈妈收拾着碗筷，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父亲和李大爷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继续聊天，八仙桌是用上好的柏木打造，桌面光滑，能看到木材的纹理，桌腿粗壮，刻着简单的花纹。
妈妈安排我在堂屋角落，借着家父与李大爷聊天的灯光，那灯光昏黄而温暖，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如同皮影戏一般。
我老老实实地用比我巴掌大几倍的菜刀，那菜刀沉甸甸的，铁制的刀身泛着寒光，我得用两只手才能勉强握住，刀柄上缠着布条，防止打滑，削着比我拳头大十多倍的大红苕，红苕是本地的品种，表皮粗糙，带着泥土，呈长圆形，重量足有两斤多。
我格外专心，心里想着要把红苕削得干干净净，不能浪费一点，红苕皮削得薄而均匀，露出里面淡黄色的果肉，而且要削够明天早上和中午两餐用的量，早上煮红苕粥，中午蒸红苕，这是妈妈交给我的任务。
这活儿对于大人来说，也就几分钟的事，可对小小的我而言，十分艰难，每一刀都要使出浑身力气，手臂因用力而微微颤抖，刀刃笨拙地在红苕上移动，时不时会削到手上，虽然不疼，但也让我更加小心，手指紧紧握着刀柄，眼睛死死盯着红苕，可能得花上好几个小时，但我没有丝毫抱怨，这是我的任务，我一定要亲手完成，不能让妈妈失望，小小的身躯里透着一股倔强。
如此一来，本应调皮捣蛋的我，便没有去打扰任何人，安静地在角落里做着自己的事，像一只乖巧的小猫，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些话语像一颗颗种子，落在了我的记忆里，生根发芽。
那时我才三岁多，虽然年纪小，但在专心做自己事情的同时，也能留意旁边的事，耳朵像小雷达一样，捕捉着他们的对话，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入耳中。
因为我的耳朵没跟着手忙脚乱，所以听到了家父和李大爷的对话，那些话语像种子一样，落在了我的记忆里，即便岁月流逝，也未曾磨灭。
我能记住这个片段，或许在我小小的私心里，对李大爷吃了那么多我家的第一美味有些不满，觉得他占了便宜，记住他的话也算是我收回的一点“代价”吧，现在想来，那时的想法真是天真可笑，如同孩童争抢糖果一般幼稚。
我当然记不全所有内容，但能记住一些关键的话语，再根据后来的了解还原一些，拼凑出当时的情景，如同拼图一般，将碎片组合成完整的画面。
父亲是个健谈的人，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与人交往总能很快熟络起来，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像冬日里的阳光，温暖而亲切。
我哥遗传了他这点，嘴巴伶俐，能说会道，父子俩常常因为一些小事争论不休，比如争论谁家的庄稼长得好，谁的手艺更精湛，却也增进了感情，每次争论过后，关系反而更加亲密。
后来妈妈失去第二胎后生下了我，或许是经历了波折，我的个性与哥哥的个性有了很大不同，就好像哥哥是玄幻类，活泼外向，充满想象力，总爱说些天马行空的故事；而我却成了乡土类，沉稳内敛，更关注身边的事物，喜欢观察蚂蚁搬家、蜜蜂采蜜，不是一类“作品”，却都是父母的心头宝，父母对我们的爱同样深厚。
我汲取了哥哥的教训，知道太过调皮会惹父母生气，哥哥曾因爬树掏鸟窝摔断过腿，让父母担心不已，从小就是个苦大仇深、不爱言语的闷葫芦，其实肚子里的话比谁都多，心里装着许多疑问和想法，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水会流动，只是一直一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模样，不轻易表达，心中的话存放数十年也不轻易对人倾诉，习惯了自己消化，如同将秘密藏在心底的宝盒里，从不轻易示人。
结果就是父亲和哥哥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喝茶；而我的友人一生都寥寥无几，只有几个知根知底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却也能相伴一生，各有各的活法，没有优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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