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县城外，几条水泥路正顺着山势蜿蜒向前，工匠们的号子声、推车的轱辘声此起彼伏，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而县城东边，毗邻县衙的武陵学堂，也终于在一片期待中揭开了面纱。
青砖黛瓦映着蓝天，五间教室整齐排列，中间的大院子里，三棵桂花树已栽下半月有余，新抽的枝芽带着嫩绿，风一吹，连空气里都裹着几分清爽。
“要想武陵变个样，先让娃娃们识文断字 —— 这不是空话，是根本！”
苏康站在学堂门口，看着手下人挂起那块“武陵学堂”的匾额，指尖还残留着研墨的痕迹。
这匾额上的字是他亲笔写的，虽无书法家的娟秀，却透着一股子硬朗劲儿，就像他对武陵的期许 —— 不图表面光鲜，只求扎实长远。
开学前三天，苏康几乎天天泡在学堂里。
不是盯着人打扫教室，就是蹲在院子里看工匠摆桌椅 —— 松木桌是他特意让人从后山选的硬木，打磨得光滑无刺；长条凳也加宽了两寸，免得孩子们坐久了硌得慌。
更费心思的是课本，市面上的启蒙书要么满是之乎者也，要么算术题净是“绸缎几匹、白银几两”，跟武陵百姓的日子隔着十万八千里。
苏康便索性自己动手，熬夜编起了算术课本。
油灯下，他铺着粗纸，笔尖蘸着松烟墨，一笔一画地写。
他先先从最基础的加减乘除公式写起。
怕孩子们看不懂抽象的加减数字，他特意在公式旁画了小图：写“一加一等于二”时，就画两颗并排的小石子，一颗标“一”，另一颗也标“一”，中间画个“+”，后面画个“=”，再画两颗叠在一起的石子标“二”；写“二加二等于四”，就画两组两颗的石子，合到一起变成四颗；减法也一样，“三减一等于二”，便画三颗石子，圈掉一颗，剩下两颗。
到了乘除法，苏康琢磨着孩子们没听过“乘除”这俩字，特意在“二乘二等于四”旁边加了行小字注释：“就是两个‘二’合到一起，跟二加二一样多”，还画了两排石子，每排两颗，用虚线框起来，旁边写“两排，每排两颗，共四颗”。
他又接着写 “三乘二等于六”“四乘一等于四”，每个公式都配着石子或草药的小画，力求孩子一看就懂。至于除法，他以此类推，如法炮制就行。
写完基础公式，他才开始编应用题，题目全是武陵人熟悉的日常：“王阿婆种了三亩红薯，收了两千斤，李阿公种了两亩，收了一千五百斤，两人共收多少斤？”、“水泥路工地每天用三百块青砖，五天要用多少块？”，甚至还编了苗家孩子熟悉的“背篓装草药”的题目：“阿苗背篓里有十五株蒲公英，阿秀又放进去八株，现在有多少株？”
编完算术题，他又翻出《三字经》，挑出“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这类易懂的段落，旁边用小字注上白话解释，比如“要尊敬老师，和同学好好相处”。
课本印出来那天，他特意拿了一本给衙役里的苗人衙役木铎看，木铎指着“背篓装草药”的题目，咧嘴笑：“苏大人，这题俺家娃一看就懂！”
开学当天，天刚蒙蒙亮，学堂门口就聚满了人。
一百三十多个孩子，背着各式各样的书包 —— 有粗布缝的，有竹编的，还有个彝族孩子背着个小藤筐，里面放着妈妈绣的布老虎。
最小的小石头才六岁，攥着娘的衣角躲在后面，眼睛却直勾勾盯着学堂的窗户；十二岁的大牛最是活泼，背着书包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还跟身边的苗人孩子阿吉比谁的书包更结实。
苏康穿着青布长衫，站在台阶上，看着这满院子的孩子，心里暖得发慌。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让喧闹的院子瞬间安静下来：“孩子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武陵学堂的学生了。在这里，咱们不光学认字、学算术，还要学怎么做人 —— 汉人孩子要跟苗人、彝族的兄弟好好相处，苗人、彝族的孩子也别见外，咱们都是武陵人，都是一家人！”
“知道啦！”
孩子们的声音脆生生的，像刚破壳的小鸡，听得周围的家长们都笑了。
有个苗家妇人抹着眼泪跟身边人说：“以前俺家娃只能跟着俺上山采草药，现在能读书了，苏大人真是积德啊！”
学堂的规矩是苏康反复琢磨定的：不光不收学费，还管午饭和笔墨纸砚。
午饭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实实在在的饱饭 —— 小米粥熬得稠稠的，蒸红薯甜糯，偶尔还能有一盘炒青菜，若是赶上县里粮库新到了米，还能给孩子们蒸顿白米饭。
笔墨纸砚也是县衙统一发的，粗纸虽不如宣纸细腻，松烟墨虽不如徽墨香浓，却都是孩子们能安心使用的。
最让家长们放心的，是苏康定的师资待遇。
一开始，手下人跟他提“每月五百文”，苏康当场就摇了头：“五百文够做什么？买两斗米就没了，好先生怎么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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